靖海侯：我們到底需要一個什麼樣的香港

barry80

05  消極的“落實”

撥亂發正所以會引發一些人對“保持香港獨特性”的擔憂，有不必要的聯想使然，也與它的執行者作出不應該的言行有關。

1.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少數人（包括官員和議員）不問事情性質與輕重，動不動就拿國安法出來做事，存在香港國安法被“泛化利用”的問題，把香港國安法變成了推銷個人政策的殺手锏、當成辦不成事情的擋箭牌；

2.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少數人習慣性為相關政策加碼，無腦向社會轉移壓力，以低級紅和高級黑的方式生硬機械落實政府決定，於是圖書館的魯迅作品被下架，完全與政治不相干的電影不再播；

3.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少數人對理性的批評開始難以容忍，扣帽子的現象不時出現，習慣性把人民內部矛盾往敵我矛盾上引。

不求無功，但求無過；寧左勿右，不管後果。這些看似賣力、積極貫徹落實中央管治要求的行為，本質上實則是卸責、敷衍、消極的表現。他們所想的不是把管治的正面效應放到最大，實踐效果做到最好，而只是最大程度地降低自己擔責的風險、減少自己付出的努力。

所以香港社會有對“保持香港獨特性”的擔憂，一個原因就是少數人不是注重去宣傳香港國安法和“愛國者治港”的初心和宗旨，嚴格把握它們的適用范疇和執行尺度，而是總是輕飄飄地把它們拿出來嚇唬人、給人貼標簽，這種行為不嚴謹且不負責，是貫徹中央管治要求上真正的消極，與香港那些“軟對抗”行為的性質雖不同、影響卻一樣。

靖海侯：我們到底需要一個什麼樣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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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睎乾：什麼是「反事實思維」？

昨天周凱旋受訪，談及李嘉誠2021年初已向她說，「山雨欲來風滿樓」、「經濟一定一落千丈」，提醒她年底之前，務必為投資組合內的公司做好延長資金跑道，否則「你就可憐啦」。結果不必多講，自然是李嘉誠猜中。

周凱旋又說，李嘉誠特別重視「counterfactual thinking」，看見一些自媒體譯成「反向思維」，顯然是誤會了。「反向思維」是reverse thinking，表示不跟隨一般人慣用的思維模式，而改用反傳統的角度看事物。但counterfactual thinking不是這個意思，中譯為「反事實思維」，什麼意思呢？

發生一些事情後，你曾否想像過「如果我當時不這樣做 / 如果我當時這樣做，那就⋯⋯⋯」的可能性呢？所謂「反事實」，顧名思義，就是想像一些沒發生過的事，由此推演之後會出現什麼不一樣的結果。換言之，即想像在「平行宇宙」的自己會活成怎樣。

反事實思維可分為「向上（upward）」和「向下（downward）」：向上，代表你想像一個比現實更好的可能性，例如你溫習一晚，翌日考試有60分，你就想像自己如果提早兩天溫習，應該會有90分；向下，是想像一個比現實糟糕的處境，例如你在2020年已賣掉房子移民了，現在回頭想想，若拖到2023年才放盤，肯定要大劈價才賣得出。

向上與向下，會觸發截然不同的情緒反應。以運動員為例，反事實思維解釋了銅牌得主為什麼往往比銀牌得主更滿意結果：銀牌得主傾向於「向上的反事實思維」，想像自己差一點兒就奪金，不禁咬牙切齒；銅牌得主則通常「向下」想像，自己幾乎就兩手空空了，於是倍感安慰。

向下的想像，容易令人安於現狀、知足常樂；向上的想像，則有助檢討失敗、修補缺點，在未來有所改進。向上的反事實思維，儘管容易引發後悔情緒，但也是驅動你進步的思維方式，關鍵在於努力反省，在某件事中「我哪個步驟做得不對」、「哪件事我可以做得更好」，諸如此類。

周凱旋引述李嘉誠的話：「成功沒有方程式，失敗一定有道理。」失敗的道理，往往要透過反事實思維才被發現——反事實思維是反省的一種，只是更強調「What if」的一面，你要從不同角度思考自己做過（也做錯）的事，才想像到如何做得更好。

周凱旋又建議政府「把諫官制度化」，有助決策者從不同角度看事情，本意雖美，但恐怕是對牛彈琴。首先，現實根本沒有諫官，只有宦官，「把宦官制度化」才是北京主子的目標嘛。何況港府官員根本不需要「反事實思維」，因為他們已擁有「反事實人格」——有人批評自己時，只要機械式斥責對方言論「違反事實」、「抹黑」，他們就覺得一切都很完美了。

什麼是「反事實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