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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7-11-2003 03:3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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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延呢, 魏延其實也不錯, 感覺上是諸葛亮對他有偏見, 他才會叛變.
如果魏延不死, 只少蜀國不會無大將, 王平當先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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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7-11-2003 05:0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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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S 于 17-11-2003 03:32 PM 说 :
魏延呢, 魏延其實也不錯, 感覺上是諸葛亮對他有偏見, 他才會叛變.
如果魏延不死, 只少蜀國不會無大將, 王平當先鋒.
第一篇:先有两种说法,请看看->
《三国演义》对魏延的污蔑
《三国演义》第五十三回,写关羽带兵攻打长沙,与黄忠大战,长沙太守韩玄怀疑黄忠里通外应,于是要斩黄忠,幸而魏延挺身解救,杀死韩玄,献了长沙。不料诸葛亮看出魏延“脑后有反骨”,认定他“久后必反”,下令将他斩首。亏得刘备阻止,才免魏延一死。
从这一回书开始,魏延便在读者心中成为反面人物,而佩服孔明有先知之明了。
魏延是不是真的造反,按下慢表,先说魏延的出身。
《三国志·魏延传》说,魏延是义阳人(今河南信阳市西北),“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他出身是卑微的。原来后汉时,带兵的人可以自己招收流散失业的壮丁,归入自己部下,编为队伍,这些人称为“部曲”。他们对主人是一种依附的关系,带有半奴隶性质,当然其中有才能的,同样可以提升。魏延既是刘备的“部曲”,就并非一员降将了。
魏延追随刘备日久,刘备对他的本领是深有认识的。下面这件事便是一个明证: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进位汉中王,正是击破曹军,斩了夏侯渊,取得汉中不久之际。汉中这个地区,当时何等重要,应派谁去镇守?关羽在荆州,不能离开,大家都认为应派张飞去,因为张飞正击破张郃,立下大功。不料刘备却提拔了魏延,命他督汉中军事,领汉中太守。这使军中大为惊讶。
魏延有没有辜负这个委托呢?他以后一直镇守汉中,并无军事失误。诸葛亮北伐时,派魏延督前部军马,又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建兴八年,他又深入羌中,大破了魏国雍州刺史郭淮,升征西将军,进封南郑侯。这就可见其人确有军事才能。《三国志·杨仪传》说:“亮深惜(杨)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也可见诸葛亮并没有歧视他,更不会认定他久后必反的。
但魏延恃勇矜功,性情傲慢,却是事实。他同丞相长史杨仪尤其不协,势成水火。据《三国志·费祎传》说:“军师知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祎常入其坐间,谏谕分别。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祎匡救之力也。”可惜诸葛亮一死,便立即爆发一场生死搏斗,结果魏延失败,“反叛”的罪名便落在他的头上了。
这是蜀国内部的一场悲剧。
孔明在军中病逝,魏延和杨仪本来平日不和,此时更因爆发新的矛盾而火并起来,结果魏延被杀。
史书上记载这件事是颇有矛盾的。
一种说法是,诸葛亮病危时,秘密同杨仪、费祎、姜维商定退军计划。孔明死后,杨仪等秘不发丧,先派人探听魏延意见。魏延说:“丞相虽亡,还有我在,决不退军。如果叫我带兵断后,我也不干。”杨仪于是不理魏延,自己引军先退。魏延知道了,却又抢在杨仪前头,先行退兵,而且烧断栈道。杨仪等人从另一路道追赶魏延,到了南谷口,两军相遇,魏延的士卒纷纷散去,于是魏延与数人南奔汉中,被马岱所杀。
魏国人写的《魏略》则说,诸葛亮临终时本来叫魏延代理军事,魏延遵嘱退兵,到褒口才发丧。杨仪因平日与魏延不和,怕被杀害,于是扬言魏延要率众反叛,起兵突攻魏延,魏延出其不意,逃走被杀。
若真是如此,魏延死得很无辜啊!
两种说法不管如何矛盾,有一件事却是一致的,那就是魏延当时是一直向南走的。《三国志》说魏延退到南谷口才遇上杨仪的军队;《魏略》说魏延退军到褒口(即南谷口)才为诸葛亮发丧。一按地图,我们就知道,南谷口离汉中郡(南郑)不过几十里,却离诸葛亮死的五丈原有几百里。魏延假如有心造反,怎会不北走投魏,反而南行几百里到汉中附近才忽然造反?魏延又不是小孩子,他岂不知道这是绝不可能成功的么?
由于魏延和杨仪不和,孔明一死,内部便发生争执,争论不决,于是魏延和杨仪各自领兵南行,又各自向成都报告,都说对方不听调度,有意作反。及至到南谷口,两军相遇,展开战斗,魏延所领的只是先锋部队,人数较少,很快给杨仪统率的主力打败了。魏延一死,反叛的帽子就加在他的头上。本来元帅新死,军中内杠,不管谁有道理,失败者也总得吃亏,何况死无对证,于是罪名也就坐定了。这一推测,史学家吕思勉曾经提出来过,看来还是合理的。
魏延可说死的冤枉,但杨仪也并未因此大用,诸葛亮的位置由蒋琬继承。杨仪于是十分不满,对费祎说:“丞相死的时候,如果我带一支军队投降魏国,不是比现在好多吗!真是后悔莫及了。”(《三国志·杨仪传》)
这叫做不打自招。杨仪是个什么人,也可以想见了
[ Last edited by 亡者之疯 on 17-11-2003 at 05:23 P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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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7-11-2003 05:0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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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还有一种说法是:不要要声明,以下论文内含有三国演义的情节,不完全根据正史记载
谋害魏延?
诸葛亮领导能力比刘备尚差一筹。刘备有识人、用人之长,诸葛亮则有嫉贤妒才之嫌,屡次排挤曾被刘备重用为汉中太守的魏延,起用庸才姜维。诸葛亮实在太忌畏魏延了,六出祁山的失败,更证明了魏延的出子午谷径取两京的战略计划被否定、胎死腹中,是没有道理的。
关于魏延北伐战略的被否定,前面已有述及,现在再来看看魏延之死。人皆谓魏延死于杨仪之手,我独谓魏延死于孔明之谋。
魏延和杨仪的关系,《三国志》记载:“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三国志·魏延传》]“亮深惜仪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三国志·杨仪传》]“值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祎常入坐其间,谏喻分别,终亮之世,各尽延、仪用者,祎匡救之力也。”[《三国志·费祎传》]魏、杨二人平素翻脸至此,诸葛亮断无不知之理。这说明了什么?孔明临终叫杨仪节度全军,令魏延断后,不是明摆着要惹恼魏延?魏延“性矜高”,岂是作断后之人、而且还是为杨仪断后?魏延不是赵云!因人而用,诸葛亮懂不懂?姜维不能断后?
孔明临终,就已经布置下杀掉魏延的圈套了。“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殆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三国志·魏延传》]好一个密议,退军之秘密会议竟然没有魏延参与,置魏延于何地位?连新进的姜维也不如,魏延官至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地位比杨仪高得多了,魏延如何服气?事实上在这里,诸葛亮已经有抛弃魏延的意图,“军便自发”,是什么含义呢?全军的指挥权不在魏延手中,全军退却,魏延手中无兵或只有数千兵(估计不会很多,起码少于五千),他是无所作为的,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你想魏延会有什么反应?当然是夺兵权啦!嘿嘿,诸葛孔明会想不到这一层?如此安排的目的就是要你魏延做出作反的表现,杀人才有充足的理由呀。
“亮适卒,秘不发丧,仪令祎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礼,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因与祎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祎绐延曰:‘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祎出门驰马而去,延寻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觇仪等,遂使欲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延大怒,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婉,婉、允咸保仪疑延。仪等槎山通道,昼夜兼行,亦继延后。延先至,据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何平【即王平,本养外家何氏,后复姓王。《三国志·王平传》:“十二年,亮卒于武功,军退还,魏延作乱,一战而败,平之功也。”】在前御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仪,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初,蒋婉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行数十里,延死问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三国志·魏延传》]
魏延之被杀,表面上看来是杨仪所害,然而仔细分析,诸葛亮为什么要把军权交给杨仪并且要魏延服从这个冤家对头呢?然则,诸葛亮不知杨仪的为人吗?“而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狷狭,意在蒋婉,婉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仪至,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三国志·杨仪传》]可见,诸葛亮本来就不准备安排杨仪掌握兵权的,但偏偏就是在撤退时安排他掌兵权,这样安排的结果,可想而知,魏延不是孔明害的,是谁害的?
总的说来,诸葛亮是一个人才,但不是后人尊崇的那样伟大,这样的人才,中国历史上很多。包括秦桧。诸葛亮是怎样害魏延的,秦桧就是怎样害岳飞,但秦桧杀岳飞是皇帝密授权力的。
[ Last edited by 亡者之疯 on 20-11-2003 at 03:11 A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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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7-11-2003 05:0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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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到底是不是对魏延有偏见,我仍在质疑中。不过,诸葛亮肯定是重文轻武之人。
而且,他的军事才能并不怎么出众,不善用武将之才,也是理所当然的。
他,主要是在于七擒七纵南蛮孟获的战役情节中,展现自己的军事才能罢了。
其他的火烧博望坡、草船借箭、呼风唤雨、空城计的情节等等,都是虚构的。
留下的败笔还有让关羽掌荆州、让马谡守街亭,数万大军攻不破郝绍千兵城等等。
基本上,他就是个善守不善攻的,极小心翼翼的军事家。
三国志.魏延传还描述到部分情节:
杨仪遣马岱去追杀魏延,并斩了其首级。
杨仪踩着魏延的头说:“庸奴,复能作恶么?”
接着,还灭魏延三族呢!这个家伙真是毒辣的人!
根据前两种说法(我第一篇贴的有关对于魏延的污蔑),诸葛亮并无授锦囊妙计,以杀魏延。
无论如何,魏延并无反骨。
另外,464兄,针对你的回复,我下次再答。
[ Last edited by 亡者之疯 on 17-11-2003 at 05:14 P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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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7-11-2003 09:2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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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志我沒讀, 我的三國常識是來自KOEI, 和后來觀看一部由中國大陸拍的"三國演義"得來的.
魏延那部份, 戲來還有一幕不曉得是幾出祈山, 原本蜀軍就快取下長安(吧?), 阿斗聽從小人之言
急召諸葛亮回都, 唯魏延不肯, 眼見成功再望, 對諸葛亮頗有微言. 另外, 前面有次魏延說要取
小路吧, 諸葛亮也不贊同. 總是叫他去在敵陣前叫囂, 他那肯.
像魏延一個不錯的良將, 就這樣的被砍, 我看了那一幕實在很同情他. 因此, 我在玩三國時, 除關
羽, 張飛, 趙云外, 我也一定重用魏延的. (沒法啦, 誰叫歷史虧欠了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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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8-11-2003 08:2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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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魏延的才智决不输给任何一位五虎将,他被罗贯中底估了!!太可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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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9-11-2003 07:5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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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003 02:2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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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003 02:2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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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看吧,权是文言文版,就是万字以上了,何况是白话文。
此外,其他的三国人物传里头,更有提及到诸葛亮的部分,不就是说不完的话?
还有呢。。三国演义之虚构的部分,又要一一澄清,这就是要完整转载
诸葛亮人物传,与评估诸葛亮此人的麻烦之处。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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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圭,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都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日:“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大,而智太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刘表长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琮,不悦于琦。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画。琦乃将亮游观后园,共上高楼,饮宴之间,令人去梯,因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不?”亮答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字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黄祖死,得出,遂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闻曹公来征,遣使请降。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
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此所谓‘强驽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遣法正迎先主,使击张鲁。亮与关羽镇荆州。先主自葭萌还攻璋,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成都平,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群下劝先主称尊号,先主未许,亮说曰:“昔吴汉、耿掩等初劝世祖即帝位,世祖辞让,前后数四,耿纯进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世祖感纯言深至,遂然诺之。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先主于是即帝位,策亮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统,兢兢业业,不取康宁,思靖百姓,惧未能绥。於戏!丞相亮其悉朕意,无怠辅朕之阙,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哉!”亮以丞相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吴,因结和亲,遂为与国。
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五年,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禅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候。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败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败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阳。
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眉,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长明,南安、天水、永安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邰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邰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张邰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历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于是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
冬,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魏将军王双率骑追亮,亮与战,破之,斩双。七年,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魏雍州剌史郭淮率众欲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还,遂平二郡。诏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重违君意,听顺所守。前年耀师,馘斩王双;今岁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兴复二郡,威镇凶暴,功勋显然。方今天下骚扰,元恶未枭,君受大任,干国之重,而久自绝损,非所以光扬洪烈矣。今复君丞相,君其勿辞。”
待续->
[ Last edited by 亡者之疯 on 20-11-2003 at 02:34 A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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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003 02:2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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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邰交战,射杀邰。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及军退,宣王案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
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诏策曰:“惟君体资文武,明睿笃诚,受遗托孤,匡辅联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遘疾陨丧!联用伤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令使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陈图,咸得其要云。亮言教书奏多可观,别为一集。
景耀六年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秋,魏征西将军钟会征蜀,至汉川,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亮弟均,官至长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诸葛氏集目录:开府作牧第一 权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计算第五 训厉第六综核上第七 综核下第八 杂言上第九杂言第十 贵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传运第十三 与孙权书第十四与诸葛谨书第十五 与孟达书第十六 废李平第十七 法检上第十八法检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军令上第二十二军令中第二十三 军令下第二十四右二十四篇,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寿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领中书监及北侯臣荀勖、中书令关内侯臣和峤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有之伦也。辄删除复重,随类相从,凡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群逸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造汉末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亮深谓备雄姿杰出,遂解带寫诚,厚相结纳。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刘琮举州委质,而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备,又观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后备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为军师将军。备称尊号,拜亮为丞相,录尚书事。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疆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
青龙二年春,亮帅众出武功,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
伏惟陛下迈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谨录写上诣著作。臣寿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阳侯相臣陈寿上。
乔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与兄元逊俱有名于时,论者以为乔才不及兄,而性业过之。初,亮未有子,求乔为嗣,瑾启孙权遣乔来西,亮以乔为己适子,故易其字焉。拜为驸马都尉,随亮至汉中。[一]年二十五,建兴(元)[六]年卒。子攀,官至行护军翊武将军,亦早卒。诸葛恪见诛于吴,子孙皆尽,而亮自有胄裔,故攀远复为瑾后。
瞻字思远。建兴十二年,亮出武功,与瑾书曰:“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骑都尉。其明年为羽林中郎将,屡迁射声校尉、侍中、尚书仆射,加军师将军。瞻工书画,强识念,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是以美声溢誉,有过其实。景耀四年,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六年冬,魏征西将军邓艾伐蜀,自阴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诸军至涪停住,前锋破,退还,住绵竹。艾遣书诱瞻曰:“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瞻怒,斩艾使。遂战,大败,临阵死,时年三十七。众皆离散,艾长驱至成都。瞻长子尚,与瞻俱没。次子京及攀子显等,咸熙元年内移河东。
董厥者,丞相亮时为府令史,亮称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与之言,思慎宜适。”徙为主薄。亮卒后,稍迁至尚书仆射,代陈祗为尚书令,迁大将军,平台事,而义阳樊建代焉。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吴,值孙权病笃,不自见建。权问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预也?”恪对曰:“才识不及预,而雅性过之。”后为侍中,守中书令。自瞻、厥、建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然建特不与皓好往来。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诣京都,同为相国参军,其秋并兼散骑常侍,使蜀使慰劳。
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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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003 02:4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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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第一次见诸葛亮是“三顾茅庐”吗?
(2002-11-27 12:49:12)
著名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写刘备“三顾茅庐”聘请诸葛亮出山辅助他建功立业的礼贤下士态度,写得有声有色,把刘备对诸葛亮的尊敬,关公、张飞的居功不服,描绘得维妙维肖,趣味横生。这段三顾茅庐故事,是罗贯中根据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和裴松之注的记载,而进一步创造的小说故事。刘备与诸葛亮第一次相见,是否是“三顾茅庐”,学术界的看法是不相同的。
《三国志·诸葛亮传》对刘备与诸葛亮第一次相见的记载是:刘备屯兵新野时,徐庶见刘备,很受器重。徐庶对刘备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愿与他相见吗?”刘备说:“您和他一起来吧。”徐庶说:“可以登门去见此人,不能叫他屈驾来此。”于是,刘备亲自到诸葛亮那里去请教。凡三次前往,乃相见。但没有写关公、张飞同往,也没有写相见于茅庐之中。
裴松之引《襄阳记》说;刘备向司马德操请教时事。司马德操说:“我乃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卧龙凤雏。”刘备问为谁,司马德操说。“诸葛孔明、废士元也。”这是说司马德操首先向刘备报荐的诸葛亮。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把这两种史料都吸收了进去。写司马德操推荐于前,但只说:“卧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而没有说出卧龙、凤雏是谁。徐庶推荐于后,才说出了诸葛亮的名字。
刘备见诸葛亮的隆中,即现在的湖北襄阳市西十余里的地方。这里有“古隆中”牌坊、三顾堂等传说遗迹。三顾堂前,还有刘、关、张三顾茅庐时拴马的古树。一九五六年,董必武同志还题写了楹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一番晤对古今情。”河南省南阳市也有诸葛亮的躬耕遗迹。东汉时,令湖北襄阳市隆中属今河南省南阳市之南阳郡管辖。所以两地都有诸葛亮的遗迹。
诸葛亮自己写的《出师表》中也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是最有力的证据。陈寿在《三国志》中写到的《隆中对》,更详细地记录了刘备三次往访以及诸葛亮侃侃而谈的内容。刘备三顾茅庐一直被当作求贤若渴、尊重人才的典范。刘备当时正处于困难时期,急需人才,三顾茅庐从情理上看,完全是可能的。历代没有人对此事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后来的作家、诗人都把这个千古美谈引入自己的作品中。唐代大诗人李白写道:“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鱼水三顾合,凤云四海生。”杜甫的诗也写道:“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来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元代至治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扉页,即刊刻了刘备三顾茅庐的画面,刘备在草门外与书童谈话,关公、张飞在一旁站立,诸葛亮在茅屋内席地而坐。明人还写有传奇《草庐记》,专门写这段故事。京剧、徽剧、青阳腔、川剧、汉剧、滇剧、秦腔、豫剧、河北梆子、同州梆子等,都有这段故事的剧目,有的叫《三请诸葛》,有的叫《三请贤》或《三顾茅庐》,演出很受群众欢迎。
近来有人指出;三顾茅庐的记载并不可信。诸葛亮是位胸有宏图之士,刘备调他出山,当然正合他的心意,他岂能大摆架子,使找上门来的机会可能失去。当时的诸葛亮不过是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刘备则是个有声望的政治家,对诸葛亮怎能那样低三下四?当时,刘备正面临着曹操几十万南征大军的威胁,《隆中对》对燃眉之急的现实问题不提,是不合乎情理的。同时,刘备初见诸葛亮,不会安排现场记录。所谓《隆中对》,很可能是后人为了附会《出师表》中的三顾茅庐之说而加以杜撰的。
三国人鱼豢写的《魏略》中,所写刘备初见诸葛亮的情况,也不是“三顾茅庐”。《魏略》说:刘备屯兵于樊城。这时,曹操方统一黄河以北,诸葛亮预见到曹操就要攻击荆州。荆州刘表性情懦弱,不晓军事,难以抵抗。诸葛亮乃北行见刘备。备与亮初次相见,又以其年小,以诸生对待之。诸葛亮通过谈论对当时政局的对策,才逐步改变了刘备对他的冷淡态度。最后,才“以上客礼之”。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也作过相同的记载。
从诸葛亮终生积极进取的性格看,《魏略》、《九州春秋》所记载的诸葛亮登门见刘备是可信的。《魏略》是当时人间当代的历史,真实性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清代洪颐煊认为三顾茅庐与樊城自请相见都是真实的。他在《诸史考异》中说。诸葛亮初见刘备于樊城,刘备虽以上客待之,但没有特别器重他。等到徐庶举荐时,刘备再次相见,始情好日密。并指出:初见是在建安十二年,再次相见是在建安十三年。诸葛亮以后见为感激,因而记入了《出师表》中。清代严可均《全三国文》载诸葛亮的著作《算计》,即是从《魏略》中选取的一段诸葛亮的话。
已故陆侃如教授认为,樊城与新野两次相见也是可能的,因而《三国志·诸葛亮传》与《魏略》记事互不相同。不过两次相见都是在建安十二年。(见《中古文学系年》)(李乐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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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003 02:4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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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诸葛亮评价问题
诸葛亮可以说是封建社会里边的一个完人。从当时一直到后来,从来没有人对诸葛亮有贬辞的。从陈寿写的《三国志·诸葛亮传》后的《评》以及他《进〈诸葛亮集〉》的表,都对诸葛亮非常的推崇。在《评》上说诸葛亮的治蜀是“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他“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总之,说他“诚信公道,赏罚严明”。正是这样,首先他得到人民的爱戴。《评》上边说他“用法严峻”,但是人民是畏而爱之。他如此的权重,但是后主对他不疑。他的地位相当于汉献帝时的曹操跟曹魏中后期的司马懿,军政大权都操在他手中,但是后主一直信任他,对他是不疑的。在政治上历来对他非常推崇。陈寿《评》里说他“管、萧之亚匹矣”,是跟管仲、萧何差不多的人物。后来唐代杜甫的诗,说他“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都是对他极端地推崇。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陈寿的《评》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他“盖应便将略,非其所长欤?”用一个疑问词,“非其所长欤?”在他的上书的表中也说他善长的是治国,但并没有贬低他的军事才能。上《进〈诸葛亮集〉》的表中,陈寿说他的军事才能,“长于治戎,短于应变”,他是擅长于治军,可是“短于应变”,即“出奇制胜”,是其所短。他“长于治戎”,这是裴注引《袁子》的话,袁准是晋朝人,说诸葛亮用兵的特点,一个是“安静”,第二就是“坚重”,他不崇尚出奇制胜。但陈寿是不是真的贬低他的军事才能呢?并非如此。他说诸葛亮“长于治戎”;他在传末还说诸葛亮死后司马懿“案行其营垒处所”,叹曰:“天下奇才也”。司马懿赞赏的,当然是他的军事才能,说他是“天下奇才”。陈寿在诸葛亮死后还专门在传中写上这一句,在他的上书的表里边也说:“长于治戎,短于应变”,在下面又说,“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当时碰到的是司马懿,就意思是说只有司马懿才能抵抗他,所以说实际上陈寿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绝对没有贬低。只是说他从事政治跟军事二者之间,他尤其是政治更善长。在军事上来说,他在治军这方面见长,而不是出奇制胜。这个说法,我看还是正确的。
诸葛亮时,魏延曾建议出兵子午后,诸葛亮没有听他的话。这一点,后人是有点议论的:魏延这个计划还是对的,诸葛亮是坐失良机了。但是诸葛亮自己曾经讲过,“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他一生谨慎,他的治兵也就是“安静”、“坚重”,不轻易冒险,正如兵法上所谓“先为不可胜,然后能够取胜”。他固然对魏作战没有取得“尺土”,但是除失去街亭外,他也没有遭到很大的挫败,也没有人能打败他;而且诸葛亮的治军之才,据历史记载,他的兵士跟居民相杂,就是说当时不仅蜀汉人民对他十分爱戴以外,就是在敌境,在“外国”的土地上,也得到百姓的支持。长安是曹魏的重镇,不会轻易就会攻取的。在这个时候孤军深入,屯兵于坚城之下,能够希望得胜吗?即使他真是能够取得了长安,H诸葛亮多次撤兵,都是因为运粮的困难而退兵,假若取得长安又如何守法?他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实际上是自负的。
诸葛亮自比管、乐。管仲跟乐毅从来没有人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从来是管、晏,管仲跟晏婴,就是陈寿的评也说诸葛亮是“管、萧之流亚也”。这重点是政治方面,管仲跟萧何。乐毅跟管仲两个人是绝对不同的人物:管仲是政治家,他相齐桓公,清朝末年的俞曲园对此有一种解释,他说是针对汉室而言的。假如说汉室存在他,就当管仲来帮助割据的齐桓公那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来关崇王室,保持汉朝;假如说,汉朝灭亡了,他就当乐毅,帮助一个当时的州牧。管仲是一个政治家,乐毅是一个军事方面的人才。并不是出奇制胜的这种才能,而是治军严整,非常稳重的。在当时蜀国是一个弱国的形势之下,要幸险侥倖,实在是个危险的事。所以从这一点来讲,陈寿的评价是正确的:长于治戎,并不在于应变。
二、有关《隆中对》问题
当时的形势就是这样,当时刘备去访问他,“谘臣以当世之事”,就是问他当时的形势,当时的形势摆在那里的,曹操已经占领了北方,是不可与争的,兵多势重;孙吴据有江东,已历三世,也是不可与争的,只可为援而不可为敌。就是说,供给刘备可以回旋的余地只有荆州和益州,此外没有地方,当时的形势是摆在那里的,就是这样一个形势的,并不是诸葛亮由于他的什么能耐做到的情形,而事实上也只能如此,刘备能够占据的地方只有荆、益两州,此外,还有什么地方呢?诸葛亮作这样一个对策,后来是这样的发展,当时的形势本来就是如此。但是,把《隆中对》作为诸葛亮的文章,这其实是不对的,这是陈寿的文章,是刘备问诸葛亮,诸葛亮回答,怎么说是他写的文章呢?而且,这里边《隆中对》,当时刘备去访问他,不晓得谁跟他去的,是否当时也有人作了记录呢?这是我很可疑的,也许是后来史臣,而当时蜀国是没有史臣的,据说是如此。
三、有关孟获问题
孟获后来在蜀汉充当了御史中丞,当了朝丞。看来孟获虽然是少数民族,但他是有文化的,所以他当御史中丞,是文官。
四、对诸葛亮评价极高的原因
在明朝以后,跟《三国演义》有关,在此以前,诸葛亮就是符众生的。从三国时期开始人们都是对他赞赏的,他能抗禦曹魏这样的大国,他的治蜀得到人民的爱戴,“劳而不怨”。从宋代以后,不仅从宋代以后,从东晋以后,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正统的问题。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他就是把蜀汉作为正统。既然把蜀汉作为正统,那当然诸葛亮功劳就非常之大,他是维护了汉朝,一直到后来,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还是以蜀汉为正统。
五、诸葛亮的经济措施
经济方面措施不多。当时诸葛亮有一句话,就是“民贫国虚,唯仰锦耳。”可见得巴蜀还是比较穷的,他靠锦官城在那里织锦外销,锦远销到曹魏,远销到吴国,这是他的财政方面一个很大的收益。提倡手工业,另外他也兴修水利,此外措施没有。
六、有关诸葛亮“北伐”问题
有人说(北伐)是以攻为守,他要守巴蜀,先进攻汉中,以攻为守。有人这样将,这样讲其实我看也不见得正确。因为诸葛亮出兵之前,曹魏并没有进攻蜀汉的意图,曹魏当时主要是对付吴,而不是对蜀,他的重兵当时都在淮南。他要对付孙吴。所以当秭归战后,刘备病死,这时曹丕没有乘机攻蜀,相反地去准备进攻吴国。他们始终把吴国作为大敌。所以当诸葛亮大军南征时,曹魏没有乘这个时候去进攻。等到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三郡响应,这时候曹魏大为震动,料想不到小小的蜀汉竟敢出兵,他自己并没有取蜀之意。说他以攻为守,应该先有曹魏取蜀之心,如是他揉取主动。但是曹魏并没有攻蜀的意图。他要逐步进攻,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他绝不轻举妄动,他还是步步为营,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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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edited by 亡者之疯 on 20-11-2003 at 02:43 A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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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003 03:2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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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诸葛亮之治蜀
作者:赵顺平 来源:中华三国联盟 类别:华史 日期:2002.11.08 今日/总浏览: 2/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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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诸葛亮是我国两千年封建史中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这个观点到现在仍然没有改变。
首先,我想谈谈自己对诸葛亮的政治主张的看法。这方面有人认为诸葛亮是“外法内儒”,因为他是在“用法的目的实现儒”;好象马乡兄认为诸葛亮是“外法内儒”,或者说是“法儒结合”。我个人是同意马乡兄的看法的,不过还想补充一点,我们看诸葛亮的政治主张的时候,应该明白封建社会中士人的思想,常常会因为所要处理的问题不同而发生变化。诸葛亮认为“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①,体现了他在自身修养上所持的道家思想,这一点对于蜀国其他官员的影响是很大的;他忠于汉室,要求统一,这是儒家思想的体现---这是和道家完全不同的;他教后主“申、韩、管子”②,自己又以法制国,显然在这方面信奉的是法家思想。可以说,诸葛亮将几种思想很好地结合起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对蜀国进行了治理,也确实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诸葛亮为什么会得到蜀汉官员、人民的拥护?我们先看看在他之前两位益州统治者的行为。
刘焉,汉末动荡有相当一部分的责任要落到他头上。他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上书给灵帝说:“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③开始他想到交州上任,后来听说“益州分野有天子气”④,就改主意去了益州,而“州任之重,自此而始”⑤。从此地方上又多了若干势力强大的割据力量,加剧了汉末的动乱。
刘焉的野心不小,却只会些不甚高明的手段。到了地方上就是一通杀戮,“以立威刑”⑥,搞的“士民皆怨”⑦。见当地人对自己有所畏惧之后,刘焉便得意起来“造作乘舆车具千馀乘”⑧,结果这些东西失了火全部烧掉不说,还把四周老百姓家烧得够戗。
刘璋上台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州大吏赵韪等贪璋温仁”⑨,说白了,就是认为他昏庸无能。有多无能,记载太多,就不赘述了。这样的一位统治者,益州上下都是不满意的,最后他们想办法引刘备入川了事。
刘备入川之后,自己有了点实力,便开始忙着实现统一大业,顺便也显示一下自己的军事能力,内政方面他基本就是交给诸葛亮不管的。诸葛亮根据当时益州的局面选择了“法治”,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同时他鉴于刘焉杀害当地豪强、刘璋重用东州人而疏远益州本地人士的失败,在刘备“用荆楚宿士”⑩的同时对有才能的杜微、谯周、秦宓等人加以任用,获得了益州本地士人的支持。加上政治上的清明使老百姓感到愉悦,这样诸葛亮的治蜀就有了比较坚强的群众基础。
列宁说过:“历史功绩不是以历史活动家按现代的要求还未做什么来判断,而是按他们较其先驱者做了什么新的事情来判断的。”诸葛亮的这些措施,最大程度上缓解了蜀汉内部矛盾,又使老百姓“畏而爱之”⑶,远远超越了他的两位前任,显然是成功的。
虽然诸葛亮的北伐给蜀汉的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同时也使蜀汉的经济出现了事实上的停滞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倒退,但是他在这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还是非常好的(关于这些措施,前段时间大师兄的帖子中有详细地说明),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经济的恶化。为什么我要说蜀汉的经济停滞了呢?
在刘备入川之前,“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⑴,到了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时候已经是“益州疲敝”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疲敝”是单就蜀国本身而言,并不是和魏吴相比较;再后来,诸葛亮自己都表示“民贫国虚,故蜀汉决敌之资,惟赖锦耳。“⑵。这表明尽管诸葛亮采取了许多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由于消耗太大,本国的国力是在衰竭的--也许衰竭的速度并不快。
不过,这个问题牵涉到诸葛亮的北伐主张以及他的军事能力,所以不能单就政治、经济方面进行讨论,故暂且搁置一边。
注:①《诸葛亮集 诫外生书》
②《诸葛亮集 先主遗诏》
③④⑥⑧⑨ 《三国志 刘二牧传》
⑤⑦《后汉书 刘焉传》
⑩ 《三国志 杨戏传》
⑴ 《三国志 庞统传》引注《九州春秋》
⑵ 《太平御览卷八一五 布帛部》
⑶ 《三国志 诸葛亮传》
作为诸葛亮政治上一大亮点的平南及其后制定的南中政策。基本上来说,后人都是表示钦佩与赞赏的,这些看法主要来源于三句话。一、诸葛亮平南采用的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①的方法;二、诸葛亮平南之后采取的管理方法是“不留兵,不运粮”②;三、南中人民感服蜀汉政权的恩威,“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②。
不过如果我们光凭以上几句话就得出诸葛亮对南中的政策是非常高明和温和的话,就不是了解事实真相的方法了。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先看第一点,诸葛亮平定南中是否采取了“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法。
南中反乱之初,蜀汉政府新遭夷陵大败,一时无力顾及。等到诸葛亮处理完了东面的事务与内部几起叛乱之后,平南就被提上了日程。
“亮南征,由水路自安上入越嶲,別遣马忠伐牂柯,李恢向益州。”③,蜀兵浩浩汤汤,分三路南征,我们来看看这三路人马各自的进军情况。
诸葛亮这路,遇到了“越嶲叟帥”高定的抵抗(案,《华阳国志》中称之为高定远),“高定远自旄牛、定笮、卑水多為垒守”③。诸葛亮毫不手软,将其攻杀。
李恢这路,也受到了抵抗,“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於昆明。”④,他使用诈术击破对方。
马忠军的目标是牂柯的朱褒,结果是“马忠破牂柯”③,战斗结束之后,“忠抚育恤理,甚有威惠。”⑤,这里都可以看出马忠使用的武力征服,而且伤亡情况是比较大的。
以上,都是采取的武力征服。那么,接下来就是“七擒七纵”了,到底此事是否属实?我的看法是七擒毫无事实依据。
应该说陈寿为诸葛亮写的是一篇美传,他对诸葛亮是非常仰慕的,但是在这篇传里面,没有任何地方提到孟获。而其他的诸如高定、朱褒、雍闓等人都有所提及,这点值得思考。如果真的有七擒一事,陈寿是不会放过这个赞美诸葛亮的机会的。
同时诸葛亮为人非常谨慎,他怎么会让作为敌人的孟获“使观於营陈之间”①?既然蜀军对南中的三处以及之后发生的数起叛乱都采用了武力镇压的方法,又怎么会对孟获另眼相看呢?
所以,七擒是不存在的。
第二点,就是诸葛亮是否采取了“不留兵”的统治方法。
这点其实好多朋友都了解,我也就大概地说说。
诸葛亮平南之后,首先做的就是对南中的行政机构进行改动,“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又分建宁、牂牁为兴古郡。”⑥,将南中七郡划分出来,这里的最高长官就是庲降都督。
庲降都督对蜀汉中央的主要职责就是“出其(案,即南中七郡)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③,而都督的人选则是“常用重人”。③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历届庲降都督的人选,是否如诸葛亮所言“皆即其渠率而用之”①。
按万斯同之《汉将相大臣年表》,庲降都督的人选按时间顺序排分别是:邓方(219~222)、李恢(222~231)、张翼(231~233)、马忠(233~249)、张表(249~253)、阎宇(253~256)、霍戈(263)。
上述七人中,除了李恢是南中建宁人氏,其余的都是“外人”。而恢之上任,在平南之前,亦非诸葛亮“用起渠率”。南中七郡的太守中,除了建宁太守李恢和云南郡守吕凯外,也都不是本地人。
所以诸葛亮对南中管理人员的挑选,根本没有做到“用起渠率”。对于不顺服的南中人民,蜀汉政府仍然采取武力征服的方法。
“越巂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⑦,其中“ 北徼捉马最骁劲,不承节度”⑦, 张嶷的对策就是武力讨伐,“嶷乃往讨,生缚其帅魏狼”⑦,这里的“生缚”可不是电影里面的特种部队潜入敌后,必然经过一定规模的杀戮。另外,“苏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复反,嶷诛逢”⑦,那里有什么“心战为上”, “皆即其渠率而用之”的做法?如果真的是“不留兵”了,张嶷用什么去讨伐?
须知庲降都督责任重大,鉴于南中地区人民反抗程度比较激烈,所以历届都督都为统兵之将军。其中邓方安远将军、李恢安汉将军、张翼绥南中郎将、张表安南将军、霍戈安南将军,而马忠更是由于“政绩”出众,做到了镇南大将军,平尚书事的位置。他们手下都是有相当的兵力的。
建兴十一年,南中少数民族耆率刘胄反,庲降都督张翼“举兵讨胄”⑧,后朝廷以翼“办事不力”,用马忠替翼为都督,“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⑧。这里的“举兵”、“ 因其成基”再次证明了“不留兵”是不符合事实的。
另,诸葛武侯兄言及是张翼违反了诸葛亮南中政策,执法过严,导致刘胄的反抗。那么翼之后继马忠的做法可还是武力镇压,平定叛乱之后继续搜刮资源的(可能搜刮之意甚贬,但一时也找不到代替之词)。
最后,南中人民是否真的“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呢?
这一点也没什么问题的,故在下仅叙述一下。
平南之后,南中人民的反抗有记载的为:
“南土平定,恢军功居多。。。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鉏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④
“凯为云南太守,封阳迁亭侯。会为叛夷所害。”⑨
“越巂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⑦
“平南事讫,牂牁兴古獠种复反,忠令嶷领诸营往讨,嶷内招降得二千人,悉传诣汉中。”⑦
规模最大的就是建兴十一年,耆率刘胄的反抗了。
以上,都是在平南之后,诸葛亮卒之前发生的南中之乱。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平南之后,南中人民的反抗是接二连三的,而且蜀汉政府对于这种反抗的方法无一例外,全部都是武力镇压。而“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闻而善之。”⑧表明,诸葛亮是支持此一方式的,考虑到其在蜀汉的领导地位,应该说此一方式的制定者就是诸葛亮本人。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平南之后发生反乱的参与者,全部都是少数民族。可以了解的是,诸葛亮对南中汉人大姓采取的是扶持政策,对于当地的少数民族,则采取愚弄、剥削和武力镇压的方法。
须知南中少数民族的人民,在诸葛亮南征以前是没有税赋负担的。谯周言道“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偪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⑩。其中的“兵势偪之”、“ 供出官赋”、“取以给兵”已经把蜀汉的南中政策讲的非常清楚了。而这种政策带来的后果就是南中人民“以为愁怨”,已经是“患国之人”了。
我们看蜀汉之南中政策的时候,要知道的是无论诸葛亮个人如何英明睿智,他都不可能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阶级所加诸于自身的局限性。
一个人物的历史形象和文化形象两者可以并存,而且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遗产,但是千万不能将这二者混为一谈。
注:
①《三国志 诸葛亮传》
②《三国志 马谡传》
③《华阳国志 南中志》
④《三国志 李恢传》
⑤《三国志 马忠传》
⑥《三国志 后主传》
⑦《三国志 张嶷传》
⑧《三国志 张翼传》
⑨《三国志 吕凯传》
⑩《三国志 谯周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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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003 03:3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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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诸葛亮的“谨慎”
作者:陈再寿 来源:中华三国联盟 类别:华史 日期:01.10.06 今日/总浏览: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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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一身最大的特点就是谨慎.正是这个谨慎的个性使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非常少有的能完身完名的托孤权臣,避过了多少历代带兵重臣身败名裂的结局,诸葛亮能成为"一代完人"除了他自身高风亮节的品格外实在要感谢他的谨慎个性.
但俗话说又利必有敝,诸葛亮的谨慎个性现在成为了非议他在军事上不足的功击点,这方面的文章别人已作了许多我也不多说,我的观点是在军事上必要的谨慎是应该的,但诸葛亮往往用错有了地方,这可能是他在军事上不怎么成功的主要原因.
蜀国作为三国时最弱的国家每一次出兵都要浩竭许多财力物力,对其他富裕的强国可能无所谓但对西蜀就必须过"小家小户"的日子,精打细算谨慎一些一点没错.但谨慎分战略上和战术上两个方面,战略上由于国力不强,战争应该"谨慎"地发动.要选准时机平时多积蓄实力以备待机而发.但在战术上没有一个杰出军事家是靠"谨慎"发家的.因为没有出奇制胜.破釜沉舟也就不会以少胜多.所以战术上的"谨慎"只能是错过战机,坐以待毙.
而诸葛亮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在发动战争上他一点都不谨慎,虽然有些是不得已的防卫战但大多都是他主动兴起的北伐.可是由于他不具备杰出军事家的潜质,在战术上又一味谨慎不敢弄险以至错过不少良机,六出祁山无功而返,劳师动众大减了国力.最后落得病死五仗原的结局,精神是很可嘉但只是一个失败的英雄,这里面的很大原因除了客观的条件外我看主要还是诸葛亮"谨慎"的不是地方.在不该谨慎的战术上裹足不前延误战机,在应该谨慎的战略上又一点不谨慎,大耗了国力,如此恶性循环怎么可能取得大成功?分不清谨慎在战略和战术中运用的特点,使他只能成为一个失败的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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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003 03:3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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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诸葛亮的用人--总结篇
作者:诸葛武侯 来源:中华三国联盟 类别:华史 日期:01.12.05 今日/总浏览: 2/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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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为《论诸葛亮的用人》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主要是想总结一下诸葛亮的用人政策和原则。
诸葛亮对人材的重视程度是相当高的!
“夫治国者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这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见《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举措》)这是诸葛亮讲“举贤”对于治国的重要。
“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见《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举措》)这是诸葛亮讲“贤才”对国家的重要程度。
“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谷,直士出于众下。”。(见《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举措》)这是诸葛亮讲要不拘一格地提拔人材。
这里试对诸葛亮的用人特点和用人原则加以总结。
诸葛亮用人的第一个特点和原则,就是用“德才皆备”的眼光来衡量人材。
在封建社会下,“忠”、“孝”一直被奉为“德”中之最。对一个国家和政权来说,忠诚则又是首要之“德”。诸葛亮称赞蒋琬道:“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见《蒋琬传》);他赞董和“有忠于国”。(见《董和传》);他赞陈震“忠纯之性,老而益笃”。(见《陈震传》);赞杨洪“忠清款亮,忧公如家”(见《杨洪传》)。赞王平“忠勇而严整”(见《王平传》);赞姜维“忠勤时事,思虑精密”、“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见《姜维传》)。在《前出师表》里,也称赞郭攸之、费文伟、董允等人以“此皆良实,志虑忠诚”。而与之相反,诸葛亮弹劾李严“受恩过量,不思忠报”,“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见《李严传》);弹劾廖立“奉先帝无忠孝之心”,“坐自贵大,臧否群士。”(见《廖立传》)。从以上诸葛亮的一褒一贬,就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用人原则,只要是忠诚于蜀汉政权,愿意为蜀汉政权出力之人,都可以提拔之。因此,忠诚与否,是诸葛亮衡量人材是否有德的核心内容。
诸葛亮用人的第二个特点和原则,就是用人之长,对人材不责其全备。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诸葛亮当然懂得这个道理。许靖原为刘璋手下为官。刘备入蜀后,先后封其为左将军长史、太傅和司徒。但其实以许靖的真才实学,并不足以当此重任。法正曾说许靖是“获虚誉而无其实者”(见《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刘备本来不想用许靖,可法正却劝刘备道:然今“主公始创大业,天下之人不可户说,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为贱贤也。宜加敬重,以眩远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见《三国志。蜀书。法正传》)。诸葛亮也有相类似的意思。他向刘备谏道:“靖人望,不可失也,借其名以竦动宇内。”(见《诸葛亮集。文集。称许靖》)许靖此人的名气很大,又与魏国名士陈纪、袁涣、华歆、王朗亲善。诸葛亮本人也“皆为之拜”。(见《许靖传》)。
再如同魏延、杨仪。魏延虽说“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但其“善养士卒”,又很能打仗。诸葛亮驻汉中时,”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为前锋”(见《三国志。蜀书。魏延传》)。杨仪虽也“性狷狭”,但他却也有真才实学,刘备与他在谈论军国计策,政治得失之时,总被杨仪的高见而大为高兴。有“规画他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的好处。因此“建兴三年,丞相亮以为参军,署府事,将南行。五年,随亮汉中。八年,迁长史,加绥军将军。……军戎节度,取办于仪”(见《三国志。蜀书。杨仪传》)。诸葛亮本人在每次考虑到此二人时,也总是“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见《杨仪传》)。“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见《三国志。蜀书。费文伟传》)。
此外还包括法正的心胸不宽、“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见《法正传》);何诋的“好声色、不治节俭”(见《三国志。蜀书。杨洪传》裴注引《益部耆旧传杂记》);李严的“腹有鳞甲”(见《三国志。蜀书。陈震传》);张裔的“性不公平”(见《杨洪传》),诸葛亮都能正确对待,让他们在能充分发挥他们作用的地方各司其职。这和曹操的“唯才是举”原则不是非常相像吗?
诸葛亮用人的第三个特点和原则,在于能够充分识别人材、发掘人材。
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他随刘备入蜀,任广都县长。刘备在一次的游观中,突然来到了广都,发现蒋琬众事不理,又喝得大醉,刘备非常生气,要加罪与蒋琬。诸葛亮深知蒋琬其人的才干,他劝刘备道:“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见《三国志。蜀书。蒋琬传》)这和庞统当年的情形是完全一样的。果然不出诸葛亮之料,蒋琬的确是一个治国的大才,他后来被前后任为尚书郎、丞相府东曹掾、参军、长史加抚军将军。诸葛亮曾经秘密地对后主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见《蒋琬传》)。在诸葛亮死后,他更与费文伟等人一起,挑起了治理蜀国的重担。
何诋的情况与蒋琬也差不多。何诋字君肃,自幼寒贫,为人宽厚通济。开始时任督军从事。他也和庞统、蒋琬相类似,整日“游戏放纵,不勤所职”。诸葛亮听说后,决定来一次突然“袭击”,亲自考察一番。其他人都为何诋捏一把汗。何诋当听说诸葛亮要亲自下来考察他的工作时,急忙连夜张灯审问犯人,解读有关诉状。在诸葛亮第二天早上来到前,何诋只用了一个夜晚的时间,就把所有案子都暗记于胸,“答对解释,无所凝滞”,诸葛亮本人对此也很惊讶。为此,他不仅未免何诋的官,而且还提拔何诋为成都县令。后来郫县县令的职位有所空缺,诸葛亮又让何诋一人兼任两职。何诋本人也没有浪费诸葛亮给他表现的机会,努力工作,正确断案。后来,汶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发生了不稳定的情况,诸葛亮又提拔何诋为汶山太守,汶山地区在何诋的治理下,很快就“民夷服信”。又先后派何诋出任广汉太守和犍为太守。(见《三国志。蜀书。杨洪传》裴注引《益部耆旧传杂记》)。可见,诸葛亮在识人上也是很有其独到之处的。
诸葛亮的第四个用人特点和原则,就是能不问资历的深浅,不以官位的高低,不以是否是降将来区别看待人材,只要有才的便用。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他原来只是魏军的一个下级官员。在汉中之战投降刘备之后,任牙门将、裨将军。王平本人没什么文化,“手不能书,其所识不过十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简直是一个“文盲”了。但他又非常聪明,写信时令他人代笔,自己口授,所写的内容还“皆有意理”。而且他虽不识字,但别人讲的《史记》、《汉书》,他听完后,都知道其中的大概意思。往往与别人谈论时“不失其指”。并且他由于“生长戎旅”,还很富有作战经验。街亭之战中,作为马谡的参军,他曾数次谏阻过马谡,不要“违亮节度”;在街亭战败的败局已定时,王平命令其部下“鸣鼓自持”,魏军大将张合疑其有伏兵,不敢追赶。于是王平得以从容地收合诸营将士撤回。诸葛亮见其有真才实学,对王平特地予以褒奖:“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见《三国志。蜀书。王平传》)。这里的“五部”,即指由蜀中少数民族所组成一种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后出师表》中的“突将、无前、青羌、CONG、叟”,指的就是这种部队。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姜维。姜维字伯约,天水冀城人。姜维原来是魏国的中郎官,参天水郡军事。建兴六年,诸葛亮在一出祁山时收降了他。诸葛亮也并未由于姜维是个降将,而对他有所歧视。姜维也很争气,当蜀军由于一出祁山失利后,姜维只身一人,丢下老母与蜀军一起撤往汉中。后来姜维受到他母亲的来信,“令求当时”。姜维则说:“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见《三国志。蜀书。姜维传》裴注引孙盛《杂记》)。诸葛亮对姜维大为器重,辟姜维为仓曹掾,加为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那时姜维不过二十七岁。后来诸葛亮对张裔、蒋琬评论姜维,说姜维是“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即李邵)、季常(即马良)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还说:“须(使姜维)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官,觐见主上。”(见《姜维传》)。等姜维训练军士完毕后,又迁姜维为中监军、征西将军。从此以后,姜维的地位不断提高,最终成为蜀国后期的中流砥柱。
诸葛亮的第五个用人特点和原则,就是积极培养和锻炼人才。
-->接下文
[ Last edited by 亡者之疯 on 20-11-2003 at 03:44 A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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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003 03:3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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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
这里又不得不提到蒋琬。诸葛亮为了能让蒋琬尽快地成长起来,就有意识地往蒋琬身上“加压”,使他得到应有的锻炼。诸葛亮开府时,提拔蒋琬为东曹掾,举茂才。蒋琬本人表求推辞,想要把这个位子让给刘邕、阴化、庞延、廖淳。诸葛亮就对蒋琬说:“思惟背亲舍德,以殄百姓,众人既不隐于心,实又使远近不解其义,是以君宜显其功举,以明此选之清重也。”(见《蒋琬传》)其意为:“我本来顾忌到我与你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怕这样推举你会受到别人的非议。但这样一来,别的被举荐的人心里会感到不安,其他远近之人也会对此不解。所以你更应该接受这次推举,并用你的实际功绩,来表明这次的选举是非常公正的。”后来诸葛亮又让蒋琬与张裔统留丞相府府事。建兴八年,张裔去世后,又让蒋琬代张裔为长史,加抚军将军。让蒋琬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受到锻炼与提高。
还有就是费文伟和董允两人。
费文伟是江夏人。诸葛亮在南征胜利归来后,群臣于数十里外迎接,而且大多数的年龄和地位都要高过费文伟。而诸葛亮只把费文伟叫来,让他与自己同乘一辆车,于是众人“莫不易观”。自此之后,诸葛亮让费文伟为昭信校尉,多次出使东吴。让他在与东吴的外交工作中,努力发挥和锻炼其才干。后来,又迁他为侍中、参军。建兴八年,又转为右护军,后又为司马之职。随诸葛亮进入汉中,参与北伐之事。(见《三国志。蜀书。费文伟传》)。
董允字休昭,是掌军中郎将董和之子。诸葛亮在一出祁山时,上书《出师表》。上面写道:“侍中郭攸之、费文伟、侍郎董允等,先帝简拔以遗陛下,到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其任也。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被阙漏,有所广益。若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彰其慢、”(见《三国志。蜀书。董允传》)。费文伟任参军后,诸葛亮又马上迁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
在诸葛亮的细心培养下,蒋琬、费文伟、董允很快都生长了起来,担起了治理蜀国的重任。后来蜀人么诸葛亮、蒋琬、费文伟、董允四人为四相,一号“四英”(见《董允传》。裴注引《华阳国志》)
诸葛亮第六个用人特点和原则,就在于能对人材的缺点给予必要的批评和帮助。
张裔是个很有才干的人,这点我已在上文中讲到过。但张裔也有个非常不好的毛病,就是心胸不宽,好忌恨人。他本来与杨洪和关系很好,但后来却因为几件小事,而反目成仇,而且责任还出在他本人身上。再有,他与岑述的关系也很不好,到了相互忿恨的地步。对此,诸葛亮曾经严肃地批评过张裔。诸葛亮说:“君昔在陌下,营坏,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后流迸南海,相为悲叹,寝不安席;及其来还,委付大任,同奖王室,自以为与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举仇以相益,害骨肉以相明,犹不相谢也,况吾但委意于元俭,而君不能忍邪?”(见《杨洪传》)其大意为:“你过去在陌下被我军打败,我当时很为你的安全担心,吃饭也吃不香。后来你又在南方流浪,我又很为你的的处境而悲叹,睡觉也睡不安稳。你一回来,就马上委你以重,共同参与国政。我还自以为与你的交情坚如磐石。既然交情坚如磐石,举荐对方的仇人以获取帮助,举荐对方的至亲以明大公无私,这些都不用向对方解释,取得对方的理解。更何况我现在只是重视岑述,你怎么就受不了了呢?”
再有,如刘巴。刘巴字子初,零陵人。他为人高傲不群。刘表接连几次请他做官,他都不就。曹操定荆州后,刘巴“北诣曹公,被辟为掾,使招纳长沙、零陵、桂阳”(见《三国志。蜀书。刘巴传》)。后来刘备夺得此三郡和占有益州后,刘巴一开始都不愿仕刘备。刘备以“若有害巴者,诛及三族。”的命令(见《刘巴传》裴注引《零陵先贤传》),以及诸葛亮的数次极力推荐,终于使刘巴感动,被刘备辟为左将军西曹掾。刘备称汉中王后,又以刘巴为尚书,法正亡后再代法正为尚书令。刘巴总是很自负,有些看不起人。他与张飞的关系曾一度紧张,刘巴认为“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诸葛亮就帮助刘巴道:“张飞虽实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见《刘巴传》裴注引《零陵先贤传》)
由以上六点可见,诸葛亮的用人政策是相当高明的。在以上提到的这些人中,许多都成了蜀国后期的栋梁之材,中流砥柱。也正是由于诸葛亮用人的不拘一格,才会使只拥有一州之地的弱蜀,在与强魏与东吴的较量中,没有因为土地缺乏的原因,而人材太过缺乏。对于这一点,诸葛亮本人是功不可没的!
完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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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003 03:4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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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为魏延打抱不平的人,来看哦!
论诸葛亮的用人--魏延篇
作者:诸葛武侯 来源:中华三国联盟 类别:华史 日期:01.12.05 今日/总浏览: 3/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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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是《马谡篇》的后继文章,主要是就诸葛亮在运用魏延的问题上阐述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魏延字文长,义阳人。小说《三国演义》里把魏延写成一个“脑后有反骨”的一个反贼,这是非常不公正的。这一点我想大家可能都已经了解了,在这里我就不做展开了。历史上的魏延是蜀国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军事将领。魏延跟随刘备是在荆州,由于他做事果敢、有魄力,当年刘备在夺得汉中,特意封魏延为汉中太守时,以致于“一军皆惊”。魏延就对刘备说:“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见《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蜀军第一次北伐时,魏延所提出的袭取长安之计,也可以充分看出魏延的勇略过人。而且魏延本人还很会打仗,在北伐中,曾两次大破魏军。“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见《三国志。蜀书。魏延传》)和“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在当时蜀国中,无论是从资历还是威望来说,魏延都是首屈一指的。对于这样一位优秀的军事将领,人们历来对诸葛亮未能重用,“未尽其才”,而持批评意见。但诸葛亮是否又真得是“未尽其才”呢?
在讨论诸葛亮究竟是否重用魏延的问题上,我觉得首先要把怎么样地用才能算是“重用”,讨论清楚。“重用”一词,查字典后得知,其意为“(把某人)放在重要的工作岗位上”。
那让我们来看看诸葛亮究竟是怎么“用”魏延的。
据《三国志。蜀书。魏延传》上的记载:“建兴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造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上记载:“五月辛已,乃使张合攻无当监王平于南围,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诸葛亮应该说一直都是很看重魏延的。自从魏延在建安二十四年被任为汉中太守来,十余年来一直坚守在汉中抗曹的最前线。在此期间,刘备东征、诸葛亮的南征时北方一直很稳定,这全凭魏延在北方的镇守的功劳。魏延在汉中,常以“实兵结围”的战术,在蜀国的北部建立了一条坚固的防线,从侧面配合了刘备的东征与诸葛亮的南征,展示了突出的军事才华。为此诸葛亮在驻汉中后,以魏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除了在一出祁山时,诸葛亮“违众议,拔谡”外,魏延一直被授以重任。建兴八年,诸葛亮派魏延率军西入羌中,入南安界,大破魏将郭淮、费瑶。建兴九年五月,司马懿令大将张合蜀无当监王平于祁山之南,自按中道向亮。诸葛亮遣魏延、高翔、吴班又大破司马懿军,有很大的斩获。怎么能说诸葛亮被重用魏延呢?
另外,我在这里兼答WOWOO兄在《千古奇冤》一文中,诸葛亮对魏延的态度的问题。
第一,WOWOO兄所说,“诸葛亮对魏延,一是“拒”。对魏延的建议,诸葛亮几乎是一概拒之门外,不加采纳。”魏延提出袭取长安之计,是存有相当大的缺陷的。这点许多同志和我都对此做过阐述,我这里就不再做展开了。至于“诸葛亮一概拒魏延之计于门外”这一说法也有问题。因为魏延每次提出的建议,基本上与一出祁山时提出的计策相一致。魏延此计本意即为出奇不意,只有在魏军无所防备之时,此计才能收到更大攻效,一旦魏军加强关陇地区的防务,魏延此计的成效性无疑要大打折扣。既然第一次魏军未有防备之下,尚未被采纳,那在以后的北伐中,魏军对关陇地区明显加强了防备,这样的计策能被再采纳吗?
第二,WOWOO兄所说:“诸葛亮对魏延二是“弃”,对魏延采取弃而不用的态度,一出祁山就是明显的例子。”这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上面我已说过,诸葛亮除了在一出祁山时未重用魏延外,其他几次都委以魏延重任。即使是在最后一次北伐时,诸葛亮仍用魏延为先锋、督前部。
第三,WOWOO兄所说:“诸葛亮对魏延三是“疑”,诸葛亮对魏延心存疑虑,总觉得魏延不听话,不顺手,难驾御,疑心其久后谋反。因而对魏延总是用而不信、用而不重。对于魏延和杨仪的矛盾,也是“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 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而采取了调和的态度,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从而留下了后患。甚至他在听到了吴孙权挑拨地污蔑魏延“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之后,还以为“知音”。这就势必在蜀汉上下造成要警惕魏延在诸葛亮后可能“谋反”的局面。”诸葛亮对魏延心存疑心,怕其久后谋反,这点更是无从稽考。相反“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 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这正是体现了诸葛亮用人一贯用人之长,不责其全备的用人主张。再有孙权对魏延的评论也不是什么污蔑之词。如果真要是污蔑的话,那魏延就应该在诸葛亮死后能服从命令,不搞什么“军谏”。但是事实上魏延还真是“不争气”,偏偏就给孙权说中了。诸葛亮一死,就和杨仪的个人矛盾发展到不可开交的地步。还差点使十万蜀军由他而故,陷入全军覆没的险境。
第四:WOWOO兄所说:“诸葛亮对魏延四是“防”,乃至设法除掉。诸葛亮把魏延看成是蜀汉的异己力量,对魏延采取了防范其谋反乃至设法除掉的态度。诸葛亮在病危时,抛开魏延,“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 礻韦]、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 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使自发”的部署。这种部署,势必引起魏延的不满,“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结果是激化了魏延与杨仪的矛盾,魏延被杀,这不是假杨仪之手取魏延之头吗?用心何其苦!!!!”如果说诸葛亮把魏延看成蜀汉的异已力量,那他又为什么要“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而且诸葛亮在病危时,并没有抛开魏延。“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使自发”。“令延断后”,就是想仿照当年曹操在征张绣时,贾诩料定曹操会把精兵猛将置于部队最后,掩护部队的撤退。这反而更能体现出诸葛亮对魏延的信任。而且这里是“令”,也就是说让魏延奉命掩护部队。只有在“若延或不从命”的情部下,才“军使自发”。这就说明是完全取决于魏延本人对此命令的执行态度。根本就没有想要抛下魏延不管的意思在内。至于“诸葛亮要假杨仪之手取魏延之头”之说,这更是无稽之谈了。诸葛亮如果要杀魏延,根本就不必假杨仪之手。在撤退之前,只消在帐内埋伏下几十个刀斧手,请魏延来,一举就可杀之,又有何难?又何必要冒着大敌在后,而蜀军再起内讧的危险,难道说诸葛亮真就致十万蜀军的性命于不顾吗?
接下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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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003 03:4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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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
我就再拿魏延同赵云做一比较。
先说资历。赵云跟随刘备的时间要比魏延长得多,甚至比诸葛亮本人还要长许多,可以说是仅次于关、张两人的开国元老。再论军事才能,赵云也未必逊于魏延。当阳一战,赵云保后主得脱重险;汉水一役,更是把赵云的军事指挥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里我先说段题外话。有人把张辽”威震逍遥津“一直比做是以少胜多的典范。但我却一直认为”汉水一战“与”逍遥津“一战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赵云演出的是一场真正的“空城计”,而张辽是趁孙权立足为稳;赵云所面对的是智计“殊绝于人”的大军事家曹操,而张辽则面对”短于行阵“的孙权;赵云当时手下只有一员名不见经传的牙将张翼,而张辽还有像李典、乐进这样的名将为其羽翼。)至于为人师表、个人素质品格方面,魏延更是比赵云相差甚远。“成都既定,以云为翊军将军。建兴元年,为中护军、征南将军,封永昌侯,迁镇东将军。五年,随诸葛亮驻汉中。”(见《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时,由于“云、芝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至大败。”(见《赵云传》);“街亭军退,兵将不复相录,箕谷军退,兵将初不相失”、“云身自断后,军资什物,略无所弃,兵将无缘相失。”(见《云别传》)。可即使像这样败中求胜的优秀将领,尚要衩贬为镇军将军,赵云本人却未对此有何异议。而反观魏延,“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已才用之不尽。”(见《魏延传》)。就是这样一位开国元勋,一位德才皆备的杰出军事将领,所得的荣誉和官位也未必高于魏延。甚至于在建兴五年时,赵云应该说还是魏延的下属官员。如果再以网上一些朋友根据“太阁”系列的说法,把赵云归入诸葛派下,那赵云岂不是更要对此“未尽其才”,而“愤愤不平”,以致于要“跳楼自杀”吗?
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问题的差距。将魏延与赵云两者相较,我们还能说诸葛亮未能重用魏延吗?
如同WOWOO兄所说一样,魏延是一个优点和缺点同样突出的人。如果大家细心看过《三国志》的话,我们就能发现魏延其实和关羽在很多地方有着惊人的相似。关羽“刚而自矜”,魏延“性矜高”;关羽“善待士卒”,魏延“善养士卒”;关羽“骄于士大夫”,魏延“当时皆避下之”。一个不善于团结队伍的将领不是一个好将领。关羽最后也就是因为“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如果把军事大权交由魏延,谁又能保证魏延不走上关羽的同一条道路呢?(而且在陈寿评论魏延、杨仪时,也说道“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
什么样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军人?而军人的职责又是什么呢?
做为一个军人,首要任务就是要服从上级下达的命令,贯彻上级给予的的方针意图。而做为一个真正的军人,就应该至始至终把国家、人民、部队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应该斤斤计较于个人的荣辱得失。魏延在北伐时,应该说对诸葛亮下达的命令还是能尽心尽职地完成的。虽然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但他也能以服从命令为已任。应该说,在这点上,魏延还是应该值得肯定的。但在诸葛亮过世后,魏延还有此意识吗?魏延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见《魏延传》)。如果仔细回味魏延所说的话,就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第一:魏延想要继续完成北伐的大业。“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第二:是想表现自己。“丞相虽亡,吾自见在”;第三:即为不服杨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魏延的上述三个想法,除了第一种还可以说是为国为民的味道,而后两种则是完全出自于个人目的了。且不论魏延是为公还是为私,违抗诸葛亮撤军的命令,其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违纪行为,是一种不顾全大局,损害蜀汉国家利益的行为。公然不服从命令,大搞个人意气之争,致国家与部队的安危于不顾。抢在撤退部队的前面,擅自破坏南归的栈道,企图搞“兵谏”。当时的蜀军处于进不可进、退无可退的险境,前有魏延率军拦截,后有司马懿带兵追赶,如果不是有姜维和杨仪的巧妙安排,“反旗鸣鼓,若将向宣王者”,和司马懿对张合之死还心存余悸,十万欲南归的蜀军完全有可能因为魏延与杨仪的意气之争,而全军覆没。以致于王平上前质问魏延,连魏延的部下也知道曲在已方,纷纷离魏延而去,这就叫做“失道者寡助”!以一已私怨,致国家利益与部队的安危于不顾,这样的人还能算是真正的军人吗?
诸葛亮用人一直主张德才皆备,但并未以此来苛求别人。在封建社会下,“忠”、“孝”一直被奉为德中之最。对一个国家来说,忠就是首要之德。诸葛亮称赞蒋琬道:“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见《蒋琬传》);他赞董和“有忠于国”。(见《董和传》);他赞陈震“忠纯之性,老而益笃”。(见《陈震传》);赞杨洪“忠清款亮,忧公如家”(见《杨洪传》)。赞王平“忠勇而严整”(见《王平传》);赞姜维“忠勤时事,思虑精密”、“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见《姜维传》)。在《前出师表》里,也称赞郭攸之、费文伟、董允等人以“此皆良实,志虑忠诚”。而与之相反,诸葛亮弹劾李严“受恩过量,不思忠报”,“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见《李严传》);弹劾廖立“奉先帝无忠孝之心”,“坐自贵大,臧否群士。”(见《廖立传》)。从以上诸葛亮的一褒一贬,就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用人原则,只要是忠诚于蜀汉政权,愿意为蜀汉政权出力人,都可以提拔之。所以他对像法正、李严、何祗、魏延、刘巴、杨仪、张裔之类身上有性格缺陷的人也一视公平,让他们在能充分发挥他们作用的地方各司其职。这和曹操的“唯才是举”原则不是非常相像吗?
写下此文,并非要刻意贬低魏延其人,而是想让大家能更清楚地了解到诸葛亮用人的策略与原则。诸葛亮并没有因为魏延身上有些毛病而弃用之,相反在北伐中始终委延以重任。但是魏延此人虽有大将之才,却无大将所应具有的气度与品德。因此诸葛亮任魏延为“先锋,督前部”,是用魏延军事之所长。而不把军事大权交由魏延,则是避其性格之短。这也正是诸葛亮用魏延的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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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003 03:4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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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以奇正论孔明用兵
作者:诸葛武侯 来源:ChinaE3.com 历史与游戏 类别:华史 日期:2002.11.22 今日/总浏览: 2/3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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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曾作《答赤军殿之孔明用兵篇》一文,于论坛上饱受赤军、CAOCAO、陈再寿辈轮番对拍。惜乎已身未有马乡、巴西马忠,“二马”力敌众人、舌战群儒之勇,虽智术未尽,然亦只得草草收兵。
俺观历人议孔明用兵之非,以两种观点最为常见。其一:以成败论英雄。言孔明北伐未见其胜,以赤军语,即未达到其战略目标;另一种:以奇正论兵。言孔明用兵,但求谨慎,未敢造次。只见其正,不见其奇。
两种观点,前者亦颇受争议。孔明北伐,国力、财力、军力、物力与魏国相比,皆未得其便。然屡次北伐,魏军不仅兵不解甲,马不释鞍,任其自来自去者,又折大将王双、张郃之辈,统兵大将司马仲达更受“畏蜀如虎”之讥、“巾帼妇人”之辱。以两军相交之形势观,敢轻言孔明不善用兵乎?而两者并存于世,又岂能明料?
然后者奇正之论,未见后世有存所辩。每每观诸君大谈奇正之道,言之孔明用兵但见其正未见其奇。何也?皆因此辈多亦非经于战阵,缺乏对实战思想的深刻领悟,未能深明奇正之妙。每及谈兵,不免流于以往论史之形式,将“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发挥于极致,窃深以为不取。现试论常人在奇正之道的认识上存在的几大误区。
误区一:何为奇正。
“奇正”二字最早见于《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而在现存的军事理论著作中,能最早找到关于奇正方面的记述的就要算是《孙子兵法》了。其《兵势篇》上这样讲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孙子作为军事理论学的开山鼻祖,他的理论直到今天还一直被后人所重视和研究。然而在这段记述里,俺们却看不到他对何为奇,何为正有过精确地阐述。孙子他老人家,也只是用了如“无穷”、“不竭”、“循环之无端”这些非常抽象的词语来形容奇正。那么究竟何为奇,何为正呢?
通常的看法是,把奇正看成是一种可以将其定性的具体形为。即所谓的正面迎敌为正,机动配合为奇;明为正,暗为奇;静为正,动为奇;进为正,退为奇;先出为正,后出为奇……归纳为,一般的、常规的、普通的战略、战术为正,特殊的、变化的、罕见的战略、战术为奇。俺却以为所谓的奇正,只是一种具有对立统一性质的抽象概念。而今人之所以分不清何者为奇,何者为正,是因为他们错误地把所谓的奇、所谓的正,这种抽象的观念将其形象化、具体化,特殊化。将之定性为特定的某种特定的行为举动。比方说把所谓的“急行军”、“伏兵”、“诱敌深入”、“迂回包抄”等具体战术问题全部归为奇兵。这恰恰犯了“奇即是奇,正即是正”的错误。绝对的奇正兵战略战术,其实是仅存于军事理论的教学当中,而对于充满了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实战来说(以孙子语“兵无常势”),是绝没有哪一种战略战术行为可以被定性为绝对的奇、绝对的正的。奇正在形式上的表现亦可以在实战中因不同的条件和背景而相互转化。区分奇正的关键在于能否出乎敌之所料,否则,又何必称为“出奇不意”?令敌不意方可制胜。故李靖曰:“善用兵者,使敌莫测”;唐太宗曰“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李卫公问对卷上》)这也是在上述所有的奇兵战术中,他们唯一也是最重要的相同点,即不令敌所知,不令敌所料。所以,只要能出乎敌之所料,又何必拘泥于某种特定的战术表现?由于出奇的精髓在于打破常规,令敌不意。而这里所谓的常规,通俗地讲就是人人都能明白通晓的战争常识。而这些道理都是人们经过常年累年所积累下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某种认识,或在特定的条件下所产生的的某种惯性思维。而出奇目的就是要利用人们的惯性思维而反其道行之,以期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从而争取到战争的主动权。在实战中完全可以充分利用敌这种逻辑误区和惯性思维,以常规意义上的正兵战略战术起到奇兵的作用。当敌料吾必出奇者,而吾恰出奇,则奇反成正;若此时吾出正者,则正反成奇。正如同众人所说的“虚可实之,实可虚之”,然有时亦可作“虚则虚之,实则实之”。而机械刻板地纯粹从形式上去理解奇正,正是因为这些人用静止孤立的眼光去看待运动多变的实战,是典型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而这又恰恰是大多数纸上谈兵者的通病。否则判定奇正要都是如此容易,恐怕一个熟悉几件战例的小学生,都可以成为数奇论正的高手。孙子言“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孰可穷之?”,又果如是乎?
误区二:取胜的方式仅限于出奇,而临阵不出奇者就不是善兵者。
《孙子》有言道:“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然细思之,孙子此言非偏乎?若依其言,但可奇胜,正独不可胜?或曰,但奇必胜,但正必不胜?事实上,奇可胜,正亦可胜也。孔明克平孟获,李靖征讨高丽,皆为正兵之功也。奇与正,不过是为了获得战争主动权并借以最终获胜所采用的不同手段而已,用兵的根本目的在于获胜,而运用奇正的目的,也不是为求奇正而用奇正,而同样是为了胜利而运用奇正。既然正可为胜,又何独贬正而褒奇者哉?奇正无高低,唯用者耳。而今人之所以将所谓的出奇制胜如此推崇备至,仅仅是他们对于那些经典战例中由于出奇而获取的短期暴利的巨大贪婪和盲目膜拜。不仅要获胜,还要追求大胜,完胜,而且最好能一击毙敌,一劳永逸。诚然,人的趋利性无可厚非,但对于瞬息万变的实战而言,这种心态其实只是一种狭隘的极端主义和绝对理想化思想。如果在实战中受这种思想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每战必追求形式上的出奇,是为善兵者所不足取的。正因为此,曹操轻军平定乌桓虽被今人奉为将运动战,破袭战、兵贵神速等作战道理运用到极致的经典战例,但曹操本人却没有如后人那般将其的“出奇”之举以为至重,认为“孤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相反前曾劝阻其轻军前行的众人所提之议才为“万安之计”,并重赏其等,令其后“勿难言之”。(《武帝纪》引《曹瞒传》)而富有军事韬略善于出奇的司马仲达,在已强敌弱的情况下,为求保险而宁可遭“畏蜀如虎”之讥,受巾帼妇人之辱。这是因为他们都正确理解了孙子所讲的“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和“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的作战思想。而多数纸上谈兵家们,却不明白其实所谓的已胜,是首先建立在已之不可败的基础之上。也从不知彻底领悟孙子所讲的先“已之立于不败之地”,而后才是“不失敌之败。”而只是片面的认为凡用兵者,必是先“不失敌之败”,然后才考虑到或者根本就不考虑将已“立于不败之地”。
误区三,片面强调与突出奇兵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凡出奇者,必将获胜。
“出奇”必须要看对象,并非所有的“出奇”都能获胜。在实战中,一个优秀的指挥员在运用何种战术策略时,必先充分考虑到影响战争胜负的各个因素,并结合两军战力以及将帅智谋优劣等特点,从而做出最恰当的安排选择。而不是盲目地,不分实时的,拿经典战例中的战术布置加以生搬硬套。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能在固定靶命中十环的人,却不见得在移动靶还能照样打出十环。战争的主体是人,而不是石头,树木之类不知变通的死物。作为军事常识,已可懂得,彼何尝不可懂得?刘备以伏兵计,曾在博望击败曹将夏侯惇、于禁,却计沮于夷陵陆逊之手;孙桓违背“归师勿掩,穷寇莫追”的常理,追击刘备可以大获全胜,而王双、张郃追击孔明所率的蜀军,却只有陪上自己一条老命的份。可见战争的结果是在交战双方共同影响下所产生的,其胜负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手智谋的高低。故孙子会认为“不可胜在已,可胜在敌”(《孙子·军形篇》),李靖会认为“大凡用兵,若敌人不误,则我师安能克哉。譬如谈判棋,两敌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胜败,率由一误而已”(《李卫公问对·卷下》)。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两方面,如同“利于水者,必不利于火”。出奇就必定违反常规,违反常规就必有不周,有不周便会令敌有懈可击。只不过是由于对手的拙劣,往往看不出漏洞,所以能够制胜。而一旦既定的奇计达不到“奇”的效果,反而会被对手将计就计,作为已方取胜的特效方法。困缩于易的公孙瓒,覆没于他的“里应外合”计策下;自弃险要的姜维,终“开狡焉启疆之心,书为亡蜀之张本”。(《通鉴》卷77高贵乡公甘露三年胡三省注)由此可见,出奇并非都可制胜,相反也可制败。这也正是“出奇制胜”的道理人人都懂,但真正在军事史上能找到“出奇制胜”的成功战例却是屈指可数。不然,也不会令今人口口声声要“出奇制胜”,但说来说去亦不过只是曹操乌巢劫粮,邓艾偷渡阴平等廖廖数例。盲目地以为“出奇万能”并加以膜拜,在实战中是行不通的。
以上三点,基本涵盖了常人对奇正误解的最主要几个方面。那些惯于皓首穷经的史家文人,对奇正之道其实也就停留在但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层面上,更别说是举一反三了。每每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空想主义和理想主义,相对于那种对奇正之道一无所知的,不过是一种高级弱智,亦算不得上乘。而正是由于这些历代史家文人本身对奇正的片面认识和理解,又直接导致了他们对孔明用兵思想的错误判定,认为孔明用兵只会用正,不擅用奇。其中便以赤军殿于《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一文中所引台湾军事史家李震语“观诸葛亮用兵,在战略上均只见其正,不见其奇,则无可辩护者。”为集大成者。
接下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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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003 03:4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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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
历代史家文人多以以下两点,认定孔明不擅出奇。
一、未纳魏延子午谷之谋。
蜀军一出祁山,魏延曾献子午谷之谋,亮以为过于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历代史家文人多以此为孔明用兵不擅出奇之垢病者,其实不然。究魏延子午谷之谋的初衷,亦不过是希望能出奇不意,攻曹魏一个措手不及。但是以蜀汉第一次北伐当时的具体背景来看,当时曹魏以为蜀中惟有刘备,而刘备死后的数年时间内,蜀中一直闭关息民无有动静。孔明屯兵于汉中,也没有引起魏军在西线的兵力部署的调动,说明曹魏并不了解孔明屯兵汉中真正的军事意图。同时为了能加强首次进军的隐蔽性和对魏打击的突然性,孔明甚至对于新城方面的孟达军被围被杀都一直保持着沉默的态度,示魏军以弱。即便如此,为了能更好地打乱曹魏在关陇地区的兵力部署,孔明在具体战术上又制定了以赵云率小股部队大张旗鼓地据守箕谷以牵制住魏将曹真所领关陇军主力,自己却率“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的蜀军精锐主力进攻魏防守空虚的祁山的作战方略。无论是从战争的前期准备还是从战争初始蜀军的战术安排来看,孔明自始至终都是把“出奇不意、攻敌不备”放在首要位置。而事实正如同孔明的预期一样,在孔明的作战指挥下,直接产生“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的情况发生。试问这样的战果又算不算是一种出奇不意,攻其不备的表现形式?魏延充其量不过一将耳,他的用奇思想更多的只能体现在某某具体的战术表现上,而孔明站的高,看得远,更能从全局战略上着眼于如何营造出令敌不意的整体战略格局。且退一步而言,善兵者讲究的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纵观三国时期,鲜有一方于战争之始便冒然出奇以求决胜的战例。曹操当年轻骑奔袭乌桓并取得大胜似乎是个例外,然从曹操与群臣对话中来看,被曹操所称道的“万全之计”与孔明所追求的“十全必克”又是何其相似?得胜归来的曹操尚不以已之大胜而轻忽之,况一班但知舞文弄墨之文人乎?
二、孔明出兵但求谨慎,不肯兵出险着。
一部分人认为孔明不擅出奇,是因为他有“安从坦道”的行军思想。其实这完全可以从蜀军一出祁山同年冬十二月,孔明的再次率军北伐来加以驳斥。这次北伐,孔明吸取了上次出兵过于谨慎迟缓的教训,没有再走祁山的老路,而是经故道,出散关,直逼陈仓。孔明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出于曹休在东线刚被吴军击败,张郃部被调往东线增援,关中空虚。“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而陈仓在关中西部,若占陈仓,东可进军关中,西可进逼陇右,从战略角度上看极具灵活性,符合兵法上乘虚而入,以奇治虚的原则。另外也可缩短粮运距离,减轻粮运压力。蜀军此次进兵,战略方向不仅指向了空虚的关中地区,同时为争取宝贵的时间,孔明也未调齐全部北伐大军,只携少量军粮(二十日左右),孤军深入急攻陈仓。为求行军隐蔽不被魏军发现,孔明又特意选择了地势险要不利行军的散关地区进军。散关在岐州陈仓县东南五十二里,地形恶劣,山势险峻。当年曹操征汉中张鲁时,即从此地经过,并留下名篇《秋胡行》,其一便云:“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道!牛顿不起,车堕谷间。坐盘石之上,弹五弦之琴。作为清角韵,意中迷烦。”曹操以不可遏止之势劈头两句“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来直抒散关地形的险要难行。而在散关地区中,又尤以绥阳谷为险甚,史称绥阳谷“山崖绝险,溪水纵横,难用行军”。而孔明却正是命部队以此道通过,“斫治此道,以向陈仓”,以期“扳连贼势,使不得分兵东行”(《水经注》卷17《渭水注上》)。只是可惜魏将曹真鉴于蜀军前次在祁山受挫,估计蜀军会把今后的进攻重点转移到陈仓方面来,先派将军郝昭、王生守陈仓,治其城。故蜀军此次用兵,又未能得手。然孔明此番以轻兵寡粮择险地以求速胜的作战策略,虽曹操掩袭乌桓,邓艾偷渡阴平,恐亦莫过于此。何以孔明不肯兵出险着为由,来否定孔明的出奇思想?
众所周知,老毛作为现代中国最具盛名的军事家,曾指出过孔明战略思想方面的不少缺陷,却惟独未见他发过诸如此类“孔明在战略上,只知其正,未见其奇”的奇思妙想,而上面那位所谓的台湾军事史家李震,却不知是何方神圣,手中可拿得出一二由已成功指挥且令人信服之战例否?所言更是不知所云,让人如坠雾中。且先不谈奇正,单是战略两字又岂是如此可轻易断言的?战略,可大可小,可简可繁。求简者,可以概以“指导战争的方针策略”廖廖数字;求繁者,有利德尔·哈特的专著《战略论》加以重点阐述。求大者,孔明的“隆中对”当为一大战略,北伐战略不过为实现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宏图伟业的一着步石。从“隆中对”中“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所渗透出的伺机而动、钳制夹击的作战精神,非奇乎?求小者,图谋敌城,计赚敌将,皆可以为战略。天下大势,蜀弱魏强此亦事实。然曹魏较蜀汉根本性的优势在于兵多粮足,这一客观优势绝非会因一城一地的得失所能轻易改变。蜀军的优势在于军制严密,士兵战斗力强,要想从根本上扭转敌强我弱的不利局势,唯有通过于两军交锋中尽可能地消灭敌有生力量方为可行。纵观三国中以弱克强的几大战役,无一不是通过大规模歼灭敌有生力量而获取最终的胜利的。以关陇地区的地形与交战双方的兵力配置来看,蜀军要想拥有必胜的把握,要么完全切断陇右地区与关中地区的联系,彻底孤立陇右;要么通过大规模的会战,以期彻底歼灭魏关陇军的主力。否则即使孔明能占据陇右地区,也保不常久,反而会加大自己的防守面,分散自己的防守阵型,变成陇右、汉中,都必须布兵设防的被动局面。以第一、第二次北伐来看,孔明注重的是实地优势,其主要战略思想就是切断关陇地区的联系。而街亭之战和陈仓之战,正是魏蜀两军为争夺关陇通道的控制权所展开的。而两次失败,使得孔明对于魏关陇军的强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此,在其后的数次用兵中,孔明由最初争夺实地为主战思想,慢慢转变为以消灭魏关陇军主力为主战思想。蜀军第三次北伐,孔明以陈式率一部攻武都、阴平,诱使魏将郭淮引军来敌,自已却以蜀军主力北上建威,以期围歼郭淮之军,可惜郭淮最终没有上当。后曹真、仲达、张郃,三军会攻汉中,孔明以已军于城固、赤坂正面钳制住魏军,却令魏延、吴壹为侧翼,机动作战,西出武都入羌中南安界,大破魏将费瑶、郭淮于阳溪。蜀军第四次北伐,孔明先利用曹魏与鲜卑的激烈矛盾,与鲜卑渠帅轲比能联得联系,在敌后积极开辟第二战场。“会亮时在祁山。果遣使连结比能。比能至故北地吕城,与诸葛亮相呼应。”(《牵招传》)同时在具体用兵环节上,继续贯彻先野战后攻城的作战意图。为从最大程度上消灭魏军有生力量,孔明制定了围城打援的作战计划。先佯攻祁山,待敌援军齐出后,再通过运动战加以歼灭的具体战术安排。为此,孔明首先集中蜀军全部兵力于祁山,制造出蜀军进逼祁山强大声势,待吸引出魏将司马懿率大军来救后,命王平率小部分兵力屯祁山南侧,继续保持对祁山方面施加军事压力。然后集中本部其他兵力迅速把主战场由祁山转向上邽,先一口吃掉了屯于上邽的费曜部四千精锐魏军,并乘胜大收上邽小麦以做军粮。当司马懿率兵星夜兼程地向西增援时,蜀军早已在上邽东对魏军严阵以待了。两军相遇,司马却敛兵依险,不与蜀军作战。孔明便引兵撤退,希望能在运动中寻机将其歼灭。如此这般相持至五月,司马懿终于下令出击,使张郃攻王平于祁山南屯,自己率主力进攻诸葛亮本部。诸葛亮令魏延。吴班、高翔迎战,大破魏军,“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懿大败回营。祁山南屯方面,蜀将王平守备得法,张郃进攻不克,亦回军。六月,蜀军终因运粮不继而退军,在撤退途中,又设计射杀了魏大将张郃。蜀军第五次北伐,亮出斜谷北攻曹魏。战役初期,蜀军力求占据五丈原和北原,目的就是控制住渭水,以期切断关中与陇右的水上通道。为此,孔明先大张旗鼓地调兵西行,欲令魏将认为蜀军要攻打魏军西部阵地,然后乘夜掉头东击阳遂。此等声西击东之战略,虽老毛的经典战例“四渡赤水”,亦莫过于此。虽终为魏将郭淮所阻,然亦不能以此否定孔明在战略战术运用的多变性。却是未知这位“独具慧眼善晓军机”的军事史家,何以就如此言之凿凿地认定孔明用兵,在战略就是只知其正,未见其奇的?!呜呼!何独薄亮者哉?!
李靖有曰:“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在由孔明指挥的历次北伐战争中,其中既有正面扼地而守的阵地战,又有侧翼机动迂回的运动战;既有戎阵整齐的攻坚战,又有轻军寡粮的奇袭战。纵观孔明一生用兵之举措方略,不仅有正,更多有奇,括有示敌以弱、攻敌不备、避实击虚、佯攻诱敌、引蛇出洞、声西击东等战略思想,而这些作战思想又无一不透露出孔明过人的军事指战素养。至于除王双、诛张郃之类,更是何足道哉?蜀军于强魏与敌,常取攻势。令敌损兵折将,计沮于西,此系无疑者,堪称“国之辅”也。然彼未得成其全功者,正如陈寿所言“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之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曹操,固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也,然与其对敌之二袁、吕布、刘表辈,或奢淫肆欲,征敛无度;或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或轻狡反复,唯利是视,无一人可冠为“人杰”者。是以终为其总御皇机,克成洪业。孔明、孟德,皆命世英杰,然因彼各自天命有归,故所创基业亦不同,此诚“不可以智力争”也,又岂可轻咎孔明之不善兵者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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