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寻找福州老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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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图 唐希

     20世纪初叶，一位知名的学者在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时，发出了感叹，他认为最难理解的是福建人的来龙去脉。闽人的骨骼、肤色既不同于中原华夏各民族，又与南方的荆、吴、苗、氐、羌的各地区人群不类似。奇怪的是，福建人又不承认自己是当地土著，都说是五代十国时从河南追随王审知来闽的。要解开这个难解之迷，必须从昙石山说起。

昙石山人是原住民

    昙石山地处闽侯县，离福州市区22公里，是一座长方形的山丘。1954年初在农田水利建设时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古人类生活的遗址，先后进行了八次的考古发掘，前七次的发掘取出文物之后都回填，而第八次的发掘后，将30余座墓葬与两条壕沟等遗存完整保留，并建起了昙石山遗址博物馆。

    1976年，人类学者将考古学者从昙石山发掘出土的人骨进行了观察和测量，掌握了昙石山人体态上的十几个特性，如头型多为卵型，颧骨大而突出，以及牙齿、眉弓与鼻梁的特点等，认定四、五千年前生活在闽江口的昙石山人接近于蒙古人种中的南亚类型，同时又具备了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的特征。到了20世纪最后一二年，学者们还发现昙石山人的颧骨下有一块骨骼，曾因为它是部分日本人的专有结构，因此被命名为“日本人骨”。那么，不仅仅是南半球的尼格罗人种，连这部分日本人的血脉便与昙石山人接上了轨，有学者建议改称为“昙石山人颧骨”。

    昙石山人生活的时代，天气炎热而湿润，丘陵地上生长着茂密的亚热带植物，原始的雨林中出没着印度象、水鹿、叶猴、犀牛和熊。人类与众多的动物共同生活在一起，狩猎是生活中重要的一环。

    那时候的昙石山是闽江入海口的交接部，人们从海湾中捕鱼捞虾拾贝壳。今天，当我们打开那一段文化封存的时候，看到了1——3米的贝类动物的堆积，考古学上称之为“史前贝丘”其中有蚬、魁蛤、耳螺、牡蛎、血蚶等。

    由此所见，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生活在闽江入海口的昙石山人是蒙古利亚种族人群南迁时的留居者，他们过着狩猎和捕鱼的生活，他们是福州地区的土著居民，史学家们称他们“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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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闽人”到“闽越人”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的华夏民族以中原为核心向外扩展着文明。较先接受了中原文明的“越人”，不断地将文明带入闽地；在民族的融合中求得发展，产生了“闽越人”。

    关于“闽人”和“闽越人”的文字记载，都说明了他们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胡须不多，狮形鼻、圆眼睛，善于在山上伐木、水上行舟。他们断发纹身，短发是为了适应傍水而居潮润的生活，纹身呢？守猎时，野兽以为他是山神而怕他，下水时，鱼以为他就是龙。

    他们以蛇为图腾，自认为是蛇的后人，以蛇为生命的保护神。这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令他们充满野性的生机和活力，秦汉时曾有文字记载，他们的军队骁勇善战。当楚王的军队将越王勾践的后代赶出绍兴古城，越王的子孙从陆路、从海路逃到了闽地，勾践的后人无诸在闽地自立为王。秦始皇统一中国，在闽地设置了闽中郡，废了无诸的王位，对此无诸一定是耿耿于怀。当刘邦举起反秦的义旗时，无诸迫不及待地领着他断发纹身的部队杀入中原。由于不可一世的项羽一度在封王上没买无诸的帐，在楚汉之争中他又帮助刘邦攻打项羽。

    为了答谢无诸的反秦灭楚之功，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闽越王将都城设在福州附近，实际管辖了今天的闽江流域、浙江南部、江西东北部和广东的东部山区。

    人类文明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闽越人”从此开始吸收汉民族的文化，融入了汉民族的怀抱。

    福州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讹传，说嫩黄头发、白皮肤、害怕刺眼阳光的人是纯种的福州人，是福州的原住民。其实那是近亲通婚基因突变“制造”的白化病人。闽越的天地太狭小，贵族间的通婚往往又是亲缘关系，白象、白虎、白猿之类异化了动物都被人尊为神奇，人变白了，在远古时代当然也被认为是神明的缔造，在部落中往往成为神的代言人和化身。断发纹身、勇猛善战、彪悍的“闽越人”因封闭而走向了没落，等待着外来血缘的“入侵”。

    躯体如此，文化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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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冠南渡在两晋  

    东汉末年三国鼎立时期，北方的中原大地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战乱，西晋的司马氏统治的中原多年，还很难控制住动乱的时局。司马炽怀帝执政的永嘉年间（307—312年），北方的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对中原的侵扰，加剧了人民的不幸。背井离乡被迫南迁的汉人将温暖、潮润、物产丰富，而且安定平和适宜生存的闽地当作了安乐园。迁徙的汉人几十年没有间断，只是历史幸运地记载了中州地区林、黄、陈、郑、詹、邱、何、胡八大氏族的集体南迁，因他们的队伍庞大，因他们身份特殊，所以有“衣冠南渡”之称。那些依附于大家族南迁的平民百姓，那些未成人数规模的迁徙者，那同样是大规模、有身份人氏的迁徙，因历史记载的缺页，而疏漏于历史之外。

    无论是高人一等的衣冠贵族，还是被战乱折腾得颠沛流离的平民百姓，他们的入闯，必然给这片大地带来汉人的血液和中原的文化。汉人与闽越人的血缘融合。汉文化与闽越文化的精神融合，必然促进着这里经济的繁荣，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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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姓随王入闽  

    唐朝末年，黄巢起义之后，动乱的北方出现了蕃镇割据的局面，拿着刀枪举起义旗的都是“王”，占据一方之后还要强迫朝廷认可，封得一个大小不同的番号。

    大约是在公元880年底到881年初，黄巢军队攻入长安，20岁的年轻皇上僖宗连夜逃出京都。在逃亡的路上下诏书号召各地出兵攻打黄巢。于是天下的蕃镇便借机招兵买马扩充实力，都以勤王为名巩固自己的割据。四年之后，在河南光州一支站脚不稳的小队伍“率众南奔”。最终抵达福建，队伍中有后来成为开闽王的王审知三兄弟。这支大约5000人的官兵多是河南光州和寿州人，主要军官有18种姓氏，史称“十八姓随王”入闽，而下层官兵，以及后来陆续随军来闽的人员合起来，远不止是这18个姓。我以为，他们从安庆渡过长江之后便有了明确的进军方向，那就是闽地，因为已经有河南的老乡在这里开垦了五百余年的历史。

    从此，王审知兄弟入主福建40年，被梁太祖封为闽王之后大约30年的时间里，他保境安民，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先后接纳了大批的中原流民和杰出人才，混合着北方汉人和北方少数民族血统的中原人与闽越人，第二回的血缘大交融便在和平安祥的环境中进行。福州人的血缘进一步的汉化，而且还掺入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血液，闽越人也因此完全融入了汉民族的大家庭。

    在福州有一个传说，流传很广，但是已经很难考证它发生在哪一个年代，却对理解这一段民族配合很有帮助。说的是，中原军队以战胜者的姿态，要将闽越人的女性俘虏，分配或婚配给他的将士。将士中有级别高低、功劳大小、年龄长幼。而在同等数量的待分配女子中也有美丑、老少之分，怎么办？最原始的方式是抓阄。怎么抓，突发奇想的抓阄方式，让这事件有了文化含量，成了历史的故事，并得以流传。“主持人”将无诸国的女子——诸人仔（福州方言“女子”的发音）集中在一片树木里，再围上草席为墙壁，然后，在诸人仔的脚上系上长长的麻绳，麻绳头拖到了草席墙之外，一切准备停当，便让中原军队中的有功之臣——唐朝部队的士兵——唐部人（福州方言“男人”的发音，亦写作“唐补人”），到队前来牵引麻绳，牵到哪根是哪根，一条绳索维系着便是两种血缘间的夫妻关系。一时间，老夫少妻、少夫老妻的大有人在，却只好听天由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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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抗金大后方  

    宋朝政权对福州大约三百年的统治，是福州较为平静发展的历史，尤其南宋政权将宋都南迁于杭州之后，福建便成了南宋政权的“大后方”。中原人口的南迁入闽也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南宋末年的福州居民户数大约是北宋初年的三倍多。

    在北宋和平的年代，常规性的南迁移民成了汉人入闽的主流。在并非战乱的岁月，人们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朝着更适合生存的地方迁徙，如同一群候鸟。前辈人南迁成功的经验像风向标一样指引着后辈人的前进方向。北方地少人多，水土流失之后开始沙漠化的生存环境，使西北和中原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南迁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

    后来，抗金战争爆发了，随着宋朝军队的失败，失去了半壁江山，忠于朝庭的官员和偏安一隅的百姓纷纷南迁，福州也更热闹了。据记载，古称藤山的仓前山，原是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南宋之时，因避乱的人在这里择居而日渐繁荣，其中还包括了皇亲贵族和高官。南宋末年，11岁的赵是在福州登基称端宋，其驻跸地便在仓山的林浦，是否留下了皇亲国戚的后人。

    难怪，在福州人的群体性格中，蕴含着较强的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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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排外的温柔之乡  

    福州是一座温柔之乡。温热的气候，肥沃的闽江三角洲，风调雨顺的年代里农林牧副渔业兴旺，打造了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经济，鼓山挡住了太平洋的风暴，封建历史上几次重大的攻城战争，却神差鬼使，戏剧般地软化了准备屠城的入城士兵的屠刀，应验了古老的谶言：“遇荒不饥，遇兵不掠，适灾不染……”。我想，这不是单纯的风水和迷信，而是这里的人文素质、生存条件世世代代在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福州人自身是外乡人的后裔，没有过份的地域观念，常常会将关怀和机会交给新来的外乡人，决不会无原则地以老乡为重，集体抵御外来人口分享本土的生存空间。  

    这座不排外的城市给外来人足够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以商贸为特色的中亭街区，以及街区西北的上下杭，在早期商品经济时代给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提供了发育、生长的土壤。

    来了就不走了。全国各地的移居者到了福州如同落入了大染缸，信奉传统的格言：“七遛八遛，不离福州”，错把他乡当故乡，因此诞生了一代又一代的“混血儿”。从1949年到1959年，随着解放大军的南下和建国初期的建设，也有一次有特色的南下迁徙。随大军南下的战士和北方农村干部进入这个满目青山绿水，长着青橄榄的绿色世界，乐不归晋；穿上军装的东方大都市的青年学生，来到这既有乡镇味道又有城市韵味的小城，也就忘却了上海霓虹灯下的优越；在炮打金门和解放台湾的进军歌声中，年轻的战士带着苹果花的芳香，带着玉米棒的气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同化在闽江水里。被福州人称之为“山东憨”、“解放仔”的后代，享受福州的大米、水分和阳光，扩展着福州人定义的外延。当他们将福州方言说得很溜的时候，也将北方人耿直的“红辣椒”禀性与本福州的“地瓜”性相协调，成了新一代的福州人。

    历史进入了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大地上的改革开放，让真正的人口“大串联”开始了。天南海北的建设者们带着五花八门的来历，南腔北调的口音来到了这座城市。巴蜀民工、北国佳丽云集福州街头，“湘菜馆”“川味麻辣烫”“东北饺子馆”“新疆羊肉串”将素来清淡的福州人口味调和得不知“虾油味”，街头处处飘浮着“两个声”（福州人称外地人为“两个声”）的音符，给了福州人更好的学习普通话的机会，有人因此担心“福州话”将面临绝种的危机。然而，住下来的“两个声”生下的孩子填报户口出生地是“福州”，孩子们呀呀学语时，说话不卷舌，吃辣椒和油炸食品会上火，成了典型的“福州仔”。也许，这一代人长大之后会像福州人一样漂洋过海，撒向世界各地。但他们不会忘记，这片生养他们的土地——福州，曾经容下了他们和他们的父母，这是他们断下脐带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