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陈日佳
在去年公布的2016年财政预算案中,政府在国立大学教育方面大幅度削减24亿令吉,引起国内一片哗然。 当时几乎所有受访的大学管理层都认为学校的素质不会受到影响。
事实上, 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在削减大学经费。例如英国早在数年前就已经大幅度削减大学经费,英国和欧盟学生的学费从以往的每年2千英镑左右跃至9千英镑。香港8间大专院校也面对政府削减经费的可能性。最近,特首梁振英更呼吁香港商人停止向大学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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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国政府削减拨款的做法,其主要用意是要大学本身通过自身方式开源节流。例如向西方国家大学一样设法把科研产品商业化,或是开设与市场有关的额外课程等等。 当然,其他的方式还包括向社会人士和商家要求捐款。
数个月过去了, 我国政府削减拨款的措施已经在不少公立大学起立竿见影的效果。例如不少合约外国教职人员已经被‘明示’或‘暗示’合约满期后不会被更新。而不少博士后(postdoc)更是直接收到通知,合约满后就必须‘执包袱走人’。
对于一心想要争取更好国际大学排名本地研究型大学来说,这其实是最大的打击。博士后虽然没有涉及过多的本科生教学,但是在大学科研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写论文,帮忙监督博士生、填写申请科研基金或是学术报告等等。没有了博士后的帮忙,教授们在很多科研的工作上都必须要亲自上马。
削减拨款最大的受害者也是科研活动。无钱难做事,许多科研活动的必须停止。 例如某些生物科学研究需要用到的蛋白质或是色体,每克以数千令吉起跳,花钱如流水,必定首当其冲。 此外,某些工程测量仪器也可能因为维修经费减少而妥善率降低,让科研活动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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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在这样的窘境,国立大学如何能做出更好的研究和论文,籍以提高国际排名?
另外,正当媒体和社会聚焦大学削减拨款,却无人察觉削减国立大学拨款也可能殃及池鱼–私立大学。
一直以来, 国内的私立大学的校内科研拨款有限,主要是依靠政府科学工艺部或是教育部的科研项目拨款。 而审批这些科研项目的主要是来自国立大学的教授,因此有不少人都开始猜测今年获得科研拨款的私立大学可能比往年来得更少。
在外国,许多大学都获得私人商界的支持。除了参与硬体建设,许多大学校友还自觉发起奖学金或是贷学金等等。 以美国哈佛大学为例,2014年,香港陈氏家族向该校公共卫生学院捐赠3.5亿美元。 去年6月, 该校工程学院获得美国亿万富翁捐赠4亿美元,创下该校379年校史的最大笔捐款。 香港大学也经常获得商界捐赠,如百年校园李兆基国际会议中心和李嘉诚医学院便是最好例子。
但是,捐赠大学的文化在我国仍不盛行。再加上公立大学缺乏独立性,向社会捐款的效果收效甚微。 想想看,华小和独中都是长期依靠华社筹款捐赠茁壮成长,而又有多少人,或是私人企业,愿意对国立大学慷慨解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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