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曹志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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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汉语方言中有没有濒危方言?
    1.1 什么是濒危方言?
    汉语方言中究竟有没有濒危方言? 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似乎并不明确,或者说并不一致。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什么是濒危方言,应当如何判断濒危方言。
   “濒危”意为“接近危险的境地”(《现代汉语词典》) ,对语言或方言来说即濒临消亡。据此理解,汉语方言中无疑存在着并非个别的濒危现象。
      从语言的变化消亡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在汉语方言中主要存在两种类型:突变型和渐变型。突变型,是指弱势方言在强势方言的强大冲击之下,最终彻底放弃弱势方言,改用强势方言。突变型变化消亡往往需要经过几代人才能完成,中间一般还要经过一个弱势方言与强势方言并存并用的双方言的过渡阶段。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突变型汉语方言的情况通常是这样的:老年人只使用弱势方言;中青年人弱势方言与强势方言并用,其中中年人以弱势方言为主,青年人以强势方言为主;少儿就基本上只用强势方言了。渐变型,是指弱势方言在受到强势方言的影响和冲击之下,逐渐磨损、丢失自己原有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成分,同时不断吸收强势方言的成分,使自己的语言系统朝着强势方言的方向发展演变。
     我们这里所说的濒危汉语方言主要是指处于突变型过程中的方言。不过,实际上,渐变型的方言也完全有可能成为濒危方言,只是这个过程很漫长,一般不易观察得到。
     1.2 濒危方言与濒危语
     在一些人看来,语言濒危现象只发生在一些使用人口极少的少数民族语言当中,而汉语方言使用人口多达数亿,不可能出现濒危现象。或者认为某些汉语方言的濒危以及汉语方言迅速整合趋同的现象只是汉语内部语言调整和标准化过程中的自然现象,不能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相提并论,也用不着大惊小怪。
对于第一种看法,我们认为,跟语言濒危与否直接相关的因素并不是使用人口的数量,而是使用群体的势力──尽管这二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濒危语言与弱势群体相联系。汉语方言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概念,内部究竟应该如何划分,划分到什么程度算“一种”方言,现在尚无定论。如果把汉语方言当作是一个整体,或即使按现行的办法分成10 种方言,那么可以预料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汉语方言不会有“濒危”之虞。但汉语方言尤其是东南地区汉语方言内部的巨大差异是有目共睹的,所谓“吴语”、“闽语”等等,实际上只能算是“一个方言区”,而不能看作是“一种话”。如果我们可以把吴语区各地的方言看作是“许多种话”的话,那么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些“话”之间人口多寡不一,势力强弱不等,生命力大小也不同,其中有些“话”已经处于濒危的状态或濒危的边缘了。当然,我们也承认,在实际操作中,认定濒危方言比认定濒危语言要困难得多。
      对于第二种看法,我们认为,方言是一定地区人民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和一定地区的地域文化相联系的。因此,跟民族语言一样,一种方言的消亡,就意味着当地人民世代相传的那种交际和思维工具的永远丧失,就意味着当地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那种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的永远丧失,也意味着人类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受到严重的破坏。因此,濒危方言现象同样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当然,由于汉族各地文化既有差异性,又有统一性,改用其他汉语方言或普通话的人并不至于丧失自己的民族文化。在这一点上,濒危方言与濒危语言有所不同。
     1.3 为什么会有濒危方言?
      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不会停止说话。另一方面,任何地方的方言都具有丰富而完善的表达系统。方言消亡的根本原因,是这种方言的“用途”越来越少,“作用”越来越小,简而言之,是因为这种方言“没用”了。在当今的汉语方言中,方言“没用”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和严重, “没用”的方言越来越多。事实上,与处于同一境地的那些弱势的民族语言比起来,弱势汉语方言的处境更为艰难,这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
    (1) 语言政策中对方言缺乏明确的规定,方言的语言地位低。
    (2) 使用范围极为有限,如目前学校、公务、传媒等正规场合一般不允许使用方言,甚至在不少家庭里方言的用途也在减少。
    (3) 有言无文,无书面语和书面文献(粤语除外) 。
[center]二  濒危汉语方言的几种类型[/center]
     2.1 如上所说,由于汉语方言内部的划分远未具体化,要认定哪些方言属于濒危方言仍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某地的一种话”或“一种某地的话”是濒危方言。但濒危汉语方言的具体数量、分布情况以及它们的濒危程度等等,一时还无法描述。在这里,我们只能大概地归纳一下濒危汉语方言的类型,并作一些举例性的说明。
    2. 2 目前,最显眼的濒危方言是那些使用人口较少、处于强势方言包围之中的弱势方言岛,例如笔者所接触过的九姓渔民方言和浙江的一些畲话方言岛。
九姓渔民是我国旧时的一类贱民。他们以浙江省西部三江交汇的建德市梅城镇(旧严州府府治)为中心,主要分布在新安江、兰江、富春江(七里泷一段)上,即建德、兰溪、桐庐一带。
    传统的九姓渔民在家里使用船上话,跟当地人交往使用当地方言。今天,真正地道的船上话只有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会说。中年人受当地方言影响很大,常常会不自觉地把当地方言的成分混入船上话。青少年主要生活活动在非九姓渔民社会里,他们已经说不好船上话了,而且使用船上话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估计再过十来年,船上话就会基本消亡。
     绝大部分畲族使用一种接近客家话的汉语方言──畲话。畲族以大分散小聚居的方式分布在汉人的汪洋大海里,如今,他们生活、学习、工作都必须与当地汉人打交道,必须学习使用当地的强势方言。据笔者观察,现在分布在浙江省金华、遂昌、云和等县的畲族的年轻人使用畲话的机会已越来越少,在一些畲族村青少年已经不学习使用畲话了(如金华县大坑村) ,在个别畲族村已经没有人会讲畲话了(如金华县鸽坞塔村) 。如此发展下去,预计这些地区的畲话方言岛将会逐渐消亡。
    2.3 在两种方言交界的地带,如果这两种方言的势力不均等的话,一般会发生如下的情况: (1) 强势方言影响、冲击弱势方言,弱势方言向强势方言靠拢; (2) 弱势方言萎缩自身的用途和地盘,逐渐被强势方言所“蚕食”; (3) 弱势方言的使用者成为弱势方言和强势方言双语使用者,其中在有些情况下会逐渐向强势方言单语使用者转变。在官话方言与其他方言交界的地带,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例如原吴语北部与官话交界的地带,现在有些(如南京一带) 已经转变为江淮官话了;在今湘语与官话交界的地带,有些湘语方言正处于“西南官话化”的过程当中,如湘语西北部的吉淑片的调值很接近西南官话系统,而长沙、衡阳、邵阳、益阳、常德等大城市的湘语(即所谓新湘语) 跟西南官话通话更没有什么困难。
     2.4 在多种方言交错分布的地区,由于不同方言之间交往的日趋频繁,处于弱势的方言很容易成为濒危方言。例如在粤北地区,穿插交错地分布着土话、客家方言、粤语和西南官话,其中客家方言是当地的地区共同语,粤语分布在韶关市区等地,是广东地区的强势方言,土话则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一些原来通行土话的地区,目前有的(如韶关市区)已经变为客家方言区了;有的则正处于转变的过程当中,例如韶关市西河镇向阳村(土话村)的人与外地人交往时都能使用流利的客家方言或粤语,即使在说土话的人内部,年轻人之间基本上也已经不用土话而改用粤语了。(邝永辉2000)
     2.5 在单一方言地区,由于受到普通话的强烈冲击,一些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出现了突变型的方言变化消亡,这也是濒危方言的一种类型。例如在浙江淳安、龙游、遂昌、庆元等县的县城,老年人多说当地方言,中青年方言和普通话并用,少年儿童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一般都说普通话,在社会上,政治、文化、商贸等场合已经通用普通话。

三  如何看待濒危方言?
    3.1 方言消亡是大势所趋
    变化是语言的本质特点,汉语方言也不例外。由于社会因素的影响,汉语方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变化趋势是“趋同”,这主要表现为弱势方言“趋同”于强势方言或普通话,也就是朝着消亡的方向发展。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我们应当面对现实,正视现实(所谓“落花流水春去也”) ,审时度势,顺应潮流。人为强行地“抢救方言”、“保护方言”既不符合绝大多数当事人的意愿,也不符合当今语言的自身发展规律,是不现实的。我们应当趁早死了这条心。
     3.2 人为干预不可缺少
     方言消亡不可避免地将会在政治、心理、社会、文化、语言等方面带来各种消极的后果。(曹志耘1999)因此,尽管语言变化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但面对濒危方言现象和方言走向消亡的形势,我们并不能袖手旁观,放任自流。相反地,我们应该积极干预,而且也可以有所作为。当然,这里所说的“干预”不是指那种简单化的“抢救”或“保护”,而是指在顺应潮流的前提下,以理性的眼光去审视方言变化,并引导方言变化的进程,以尽可能地减弱方言消亡所带来的消极后果。
     我们认为,对濒危方言现象进行人为干预,是语言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什么呢?
    (1) 文化生态自控能力有限。语言是文化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人是文化生态的主体,人为因素在文化生态系统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文化生态系统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达到协调平衡,在文化生态系统的调整过程中,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对系统的调整进行强有力的人为干预,以使其朝着有利于民族社会繁荣稳定的方向发展。
    (2) 在语言替换的过程中,语言的工具性往往会掩盖语言的其他特性。语言是交际工具,但绝不仅仅是交际工具。古今中外的语言替换事实一再证明,人们在进行语言选择时,由于缺乏远见,往往只看到其工具性,而忽视语言的其他特性如人文性。
    (3) 语言是不可再生的。一种语言或方言一旦消亡,便永远消亡,不可再生,也是人力所无法挽救的。这跟自然环境不同,某些自然生态环境被污染了或被破坏了,日后还可以设法治理。因此,在发生语言替换的时候,作为语言的使用者———人,应该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作出恰当的反应。
[center]四  对策和措施[/center]
    4.1 大声呼吁,引起重视
    应在适当的场合(如学术领域、文化领域) 充分说明我国濒危汉语方言的状况及其问题的严重性,以引起有关政府部门和人士的关注和重视。在这种呼吁中,除了说明保护、发展濒危语言的一般意义外,还应当强调妥善处理濒危汉语方言现象的特殊意义:
    (1) 汉语方言分布地域广阔,使用人口众多,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关系到人民的日常生活、文化教育、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稳定问题。
    (2) 从语言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汉语方言历史悠久,丰富多采,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相比,其中某些大方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具有相当于语言甚至语支的地位,汉语方言是我国也是全人类语言文化的宝贵财富。
此外,保护和发展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已经成为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各地区普遍重视的问题,我国要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各民族各地区和睦相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紧跟世界步伐,在保护和发展人类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方面作出我们特有的贡献。
    当然,必须明确的一点是,这里所说的“呼吁”绝不是意味着要与我国现行的语言政策相对立,相反,是要在现行语言政策的指导下,更进一步地做好语文工作。
    4.2 开展濒危方言调查和资料抢救工作
     国内外都已经对濒危语言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但我国濒危汉语方言的现状,迄今尚未有人做过调查。目前急需对全国乃至分布在国外的濒危汉语方言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普查工作,尽可能地抢救原始资料,并进行相关的理论研究,以便掌握情况,认清形势,采取相应的措施。
     此外,既带有抢救性,又带有基础建设性质的工作还有:
     (1) 汉语方言使用情况调查。
     (2) 编制《汉语方言地图集》。
     (3) 编写《汉语方言资料集》。
     (4) 建立《汉语方言语料库》。
     (5) 建立《汉语方言录音资料库》。
     (6) 建立《汉语方言录相资料库》。
     这是汉语方言学界目前最紧迫的工作。
     4.3 建议采取的具体措施
     (1) 在语言政策中明确方言的地位和作用。我国一直缺乏比较明确的有关对汉语方言的政策。许嘉璐同志1997 年12 月23 日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推普不是要消灭方言,方言在不少场合具有其自身的使用价值”,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汉语方言的比较具有针对性的一句话。建议在有关的语言政策中,进一步明确地体现汉语方言在我国语言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2) 在适当程度上开放方言的使用范围,使用是最好的保护和发展。如在电视、广播中播放地方曲艺,在文学创作中使用方言或创作方言文学,在文化教育中进行有关的乡土教学(如介绍当地方言概况,分析当地方言里的俗语、谚语、歇后语等) ,等等。
     (3) 把濒危方言和已经消亡的方言纳入文化遗产的范畴进行保护和开发,例如开发方言艺术旅游,出版方言文艺光盘,建立方言网站,等等。这是文化、旅游、工商界所能做的事情。
     据邓玉荣先生告知,广西贺州有一个村子,原来使用平话方言,后来客家人涌入该地,因此不得不放弃母语而改说客家方言,现在只是在祭拜祖先的时候仍然使用母语。汉语方言最终会不会成为一种只在宗教场合使用的语言,今天自然无法断言。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已经到了对汉语方言中的濒危现象加以关注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简•爱切生1997 《语言的变化:进步还是退化?》,徐家祯译,语文出版社。
曹志耘1999 生存还是消亡:汉语方言面临的抉择,载《世纪之交的中国应用语言学》,华语教学出版社。
邝永辉2000 粤北虱婆声土话区的语言生活,粤北土话及周边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广东韶关。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