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兴衰存废的社会语言学观（游汝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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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兴衰存废的社会语言学观（游汝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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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兴衰存废的社会语言学观ZT
作者：游汝杰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不同地区的人们相互交往日渐频繁。作为人们交际的最重要的工具——语言也突显其重要性。普通话是当之无愧的全民语言，方言区也有越来越多的居民学会和使用普通话。在方言区普通话的地位日渐提高，方言的地位日趋式微。在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以上海为例，由于大量外地人移入，这种现象尤其突出，甚至许多小学生只说普通话，不说上海话。

    面对语言生活的这种新现象，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使用方言会影响交际和交流思想，以至影响工作效率和经济发展。因此主张大家都说普通话，方言尽快促其消亡。有些本地人家长甚至在家庭生活中与孩子讲话，也使用普通话，其结果是使孩子丧失或减弱上海话能力。另一种意见，完全相反，认为方言是一个人的母语，更能充分地表达思想感情，何况方言还蕴涵着地方文化，因此主张极力维护方言的生存，甚至维护方言的纯洁性，即正宗的读音和词汇。长住上海的外地人对上海话也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努力学习上海话，甚至参加上海学习班，希望早日融入上海社会；另一种是不愿意学上海话，希望上海人在任何场合都能说普通话，甚至对上海话有反感情绪。

    要正确认识这种现象，需要有社会语言学的基本知识。社会语言学有两个基本概念：双重语言（bilingualism）和双层语言(diglossia)。“双重语言”是就语言的使用能力而言的，即社会成员个人有能力运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或方言，例如在香港有许多人具备英语和粤语两种语言的使用能力。有这种能力的人称为双重语言人(bilingual)。双层语言现象是就语言的社会功能而言的，即在同一个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并存的现象，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语言，在语言使用上有层级之别。双层语言现象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方言区的居民大多也会说普通话，因场景不同选用普通话或本地方言。

    绝大多数上海人都是双重语言人，即兼备上海话和普通话的能力，而上海社会是一个双层语言社会，即在某些场合通常使用普通话，如政府工作会议、电视新闻、机场播音等，在另一些场合则流行上海话，如家庭生活、日常闲聊、小商店购物、地方戏曲或曲艺等。这是目前上海社会语言生活的现实，而一个社区的语言生活现实不是行政命令或人为的意志和愿望所能改变的。上海本地人和外来移民都必须面对现实，适应现实。换言之，普通话和方言各有所用，“双重语言人”在上海生活和工作比“单语人”更适应、更自如。有些青年人在学生时代说惯普通话，只是被动地听上海话，几乎不会说上海话。但是在成年之后很快就拣回上海话，说起上海话来。这正说明方言自有它的社会功能，双语人也不会很快消失。

    语言不仅是社会的资源，也是个人的资源和权利。在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社会，一个人掌握的语言越多，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也就越强。在方言区放弃使用方言的机会和权利，不是明智之举。

   “母语”对于大脑发育和培养一个人的语言能力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母语”比第二语言更能充分细致地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地方文化。一般人的所谓“母语”即是某一种方言，除非他是一个“无母语人”，从小在家庭生活中使用方言是绝对必要的。试图在家庭生活中让小孩说普通话，不说上海话，也不是明智之举。
    在现代世界上活的语言有三四千种，而在古代世界曾经存在而在现代世界已经消失的语言更多。语言或方言与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有生也有死。同时与其他事物一样，变化是绝对的，静止或标准是相对的。今上海话和一百年前西洋传教士记录的上海话已大不相同，今后的上海话可能有更多普通话的成分，但它仍然是一种方言。方言如何变化，以至是否消亡是由它的社会功能决定的，是人为的意志不能左右的，所以“语言，还是听其自然吧”，这是一本美国语言学名著的书名，原文是“Leave your language alone”。

    附注：曾有一小报约我写稿，寄此文去后，此报主管说拙作不合“说普通话，写规范字”的要求，不宜发表。本文的主旨是说普通话和方言社会功能不同，各有所用，这本是社会语言学的基本知识。我并不反对“说普通话，写规范字”。看起来即使是知识界，包括推普工作者也要学一点社会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