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兆和：共产主义为什么要消灭哲学——哲学本质及共产主义反哲学本质辨识

山林居民

（二）哲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都具超验性，哲学是一门具有探索精神的自由学术

哲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和共产主义或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本质区别。

首先，在哲学的研究内容上，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宣称，哲学是一门“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或是“关于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因而哲学研究对象就是“一般规律”，而科学研究对象是“特殊规律”，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就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

实际上，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不是“一般和特殊”（有如“马和白马”）的关系，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形式或研究路径的关系。科学具有“形下”性，主要特性就是经验性、实证性，因而“科学”在一般意义上也只能是“实证科学”（positive science），而作为“形上”认识的哲学则相反，主要特性是超验性、思辨性，因而“哲学”在一般意义上也只能是“思辨哲学”（reasoning philosophy）。

因此，科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可直接观测、认识的“现实世界”，是“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或“个别领域发展的特殊规律”；而哲学的研究对象则是“非现实世界”，即不可直接观测、认识的超验世界。哲学是超验的、超科学的，哲学的研究对象已超出科学的观察、实验范围以及所谓理论科学所做出的一般性概括和总结。

由于“现实世界”总是变动不居而具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因而科学研究就具有更多相对性，而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非现实世界”则是一个只有借助概念、判断与逻辑推论才能认识的世界，因而哲学认识就相应地具有绝对性。黑格尔说：“哲学的历史就是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史。绝对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黑格尔：《小逻辑》，第10页）哲学也历来是在认识世界不确定性基础上寻求认识的确定性，即寻求对事物本质及演变规律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认识。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哲学和科学也有本质区别。一切科学的研究方式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反映”，而哲学的研究方法则是一种“反思”。

“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宣扬人的认识是对外界事物的“反映”，但“反映”的含义是指光线的“反照”，因而以此为基础的一切认识就只能是一种感性直观的经验性认识，即所谓“消极直观的反映论”。辩证法的本质不是“反映”而是“反思”。哲学上说的“反思”（英文reflection,德文nachdenken）除指反复思考之外，还指“思想”对于“存在”即事物本质的考察，由此思想才具有反向性、先验性与创造性而成为把握对象的主体性认识。康德所谓哲学上“哥白尼式的转向”也正在于要把认识的中心由对象转到主体。黑格尔也说：“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黑格尔：《小逻辑》，第10页）

马克思宣称他的“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根本不同，唯心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资本论》1872年第二版跋)其实，辩证法具有“反思”与“超验”特性，也就必然在形式上是“倒立着的”“神秘的”，一旦把它“倒过来”也就必然使其失去反思、超验的特性而成为“反映”。马克思、恩格斯也一再把辩证法归结为“运动的反映”“现实发展的反映”或“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并宣称他们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即“历史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是“纯粹经验的方法”“经验的观察”“经验的事实”或“对现实的描述”。（《德意志意识形态》）把辩证法归结为“科学”“反映”“经验”或“对现实的描述”而消解其超验与反思特性，也就等于取消了辩证法。所以，“唯物辩证法”只是一种假辩证法。

哲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具有形上的超验性和反思性，因此哲学也就具有最大的思想的自由度，这就使哲学成为一门具有探索与反思精神的自由学术。亚里士多德说：“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第５页）由於哲学具有自由探索与反思精神，哲学史也就成为人类争取精神自由的历史，作为哲学的载体，哲学史也构成人类文化史或文明史的核心内容。

（三）哲学的中介特性和普世价值作用

首先，哲学具有中介特性，处在宗教和科学之间。在人类文化的大系统中，哲学处于一个中间的核心位置，也是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中间地带”。哲学上通宗教，下连科学，但就本质而言，哲学既非宗教，亦非科学，哲学就是哲学，哲学的本性就是思辨，哲学是一门具有超验性的理性思辨的学科。“思辨”（英文reasoning,德文spekulation）即“思考”“辨识”，是指理性思维的辩证性。可以说，超验性与思辨性是哲学的两个根本特性。

哲学和宗教具有本质联系，这是因为二者同具神性起源和形上本质，都是一种超验性的认识。在古希腊，哲学的起源可追溯到神话、宗教，那时哲学也被认作“神学”。据记载，柏拉图就是“神学”这一名词的发明者。在西方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体现为宗教和哲学的统一体，基督教把“教义建筑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商务印书馆，1959，第289页），哲学的形上本性完全明确地在“神学”中体现出来。

哲学和科学具有本质区别，这是因为科学属于形下认识，是和哲学的形上本质相反的。近代以来，哲学同科学日益分离并多有矛盾冲突。事实上，科学只能认识我们这个物质空间有形的东西，并依赖于现代化的工具，却无法证实人类一切超验的认识，更无法证实一切超常的对于宇宙神性的认识、信仰或体悟。因此，科学代替不了对神的信仰，也代替不了哲学、道德和艺术等文化形式，人类对科学的盲目推崇只能导致自身文化的毁灭。

科学也一再成为共产主义打击人类信仰、道德的一根大棒，共产主义也竭力利用科学与经济发展煽动人去追求物质享受、放纵欲望，使人失去道德底线而急剧堕落，今日中国大陆之贪腐、淫秽的乱象就是这种堕落的突出表现。人类要避免毁灭，就必须清除共产主义邪灵、摆脱魔鬼统治，同时也要认清科学的变异本质而回归传统文化。

其次，哲学具有普世价值，为人类社会提供理性准则。哲学作为一种理性思维的学术具有极大普世性，可为人类社会提供理性准则与普世价值，这也是哲学的重大使命。哲学具有理性的本质，但哲学的理性也不是脱离现实的，哲学总是力求在现实中实现理性，在必然中实现自由，由此实现理性和现实、思维和存在、必然和自由的统一。

在中国和西方，哲学都一再提供普世价值、理性准则、道德规范以及国家与社会运行的规则、规范。比如，孔子提出的“仁爱”思想以及“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对人类文化及社会发展具有根本意义，儒学也一度成为具有普世意义的显学。而柏拉图提出的“理性治国”（ rule of reason即“理治”）的理念，也开启了西方“法治”（rule of law）的先河。古希腊哲学家将理性的思考方式运用于国家、法律、宗教、道德、艺术等各个方面，这种以理性思考和论证一切的方式对西方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西方形成民主政治也起了关键作用。

至近代，霍布斯阐述了国家理论，洛克阐述了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分权理论以及宗教宽容思想，孟德斯鸠则明确阐述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思想，卢梭阐述了社会平等与契约理论以及文化反思意识，康德则阐述了理性的实现就在于“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黑格尔阐述了“国家理性”的思想，这些思想都体现出对社会运行重大问题的形上思考，都为社会合理运行提供了理性准则。

相反，共产主义仇视普世价值和理性准则，今天中共仍把“普世价值”“公民社会”“三权分立”“宪政”“独立人格”等理性公理视为洪水猛兽，中共几十年来更用政治运动、洗脑灌输以及利禄诱惑“培养”了大批无理性的以仇恨、暴力（暴戾）、谎言、贪婪和狂妄为标配的“斗士”“战狼”“喉舌”“巨贪”和“愤青”。共产主义的“党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泯灭人性最终把人吃掉的“狼文化”。

三、共产主义具有反哲学本质及伪哲学形式

共产主义具有反哲学的本质，这主要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宣扬的“消灭哲学”或“哲学终结”的谬论体现出来。

对於哲学，马克思开始时并无恶意，他在大学期间学的专业也曾由法律改为哲学，但还在波恩大学时他就热衷参加撒旦教“黑色聚会”等活动，成了一名撒旦教徒，并写了大量充满撒旦教邪念的诗歌、剧本。受撒旦教影响，马克思对哲学、宗教、文学等传统文化形式以及整个人生的态度都发生了逆转，他开始变得轻视和敌视哲学，大学毕业工作后更开始臆想“消灭哲学”。

1843年马克思提出：“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马克思的这种含混语言常常让人不知所云，许多论者认为，这是马克思表示，“消灭哲学”就是为了“在现实中实现哲学”。但这样解说是不合逻辑的，既然哲学已被“消灭”，那怎么可能还会在现实中“实现”呢？其实，这句话表明马克思已开始臆想要借助“现实”来“消灭哲学”了。在他的逻辑中，只有“消灭哲学”才能“使哲学成为现实”，或者说，要“使哲学成为现实”就必须“消灭哲学”，语义的核心就是“消灭哲学”。

1845年马克思在一份批判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后来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这句刻在马克思墓碑上的所谓“名言”开创了一场“哲学变革”，表明马克思要用“改变世界”的“哲学”来取代只能“解释世界”的“哲学”。

实际上，这句话是说，哲学只能“解释世界”不能“改变世界”，“改变世界”只能依靠“实践”，因此必须用“实践”来取代“哲学”。在马克思那里，只有“实践”作为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物质力量”才能“改变世界”，而“哲学”作为“意识的空话”“虚幻的意识形态”不可能“改变世界”。所以，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要用什么“新哲学”取代“旧哲学”，而是要用“实践”来取代“哲学”、用“革命家”来取代“哲学家”。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就是要消灭哲学。

1846年马克思进一步提出“思辨终止的地方，就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哲学”将被科学“取而代之”。（《德意志意识形态》）其后，马克思及恩格斯都频繁地宣扬哲学终结论，宣扬用“实证科学”取代和消灭“哲学”。在他们看来，哲学作为“意识的空话”和作为“人民的鸦片”的宗教一样是必须消灭的。

出自对哲学的敌视，马克思、恩格斯也从来不把自己叫作“哲学家”，或把其邪说叫作“哲学”或“新哲学”，因为“新哲学”也是“哲学”。许多人会想，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不也是哲学吗？但马克思、恩格斯也从来不把这类邪说叫作“哲学”，而是标榜为“科学研究的方法”“历史科学”或“唯物主义世界观”等。在他们看来，“辩证法”只是“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是对“现实发展的反映”，因此和哲学无关；而“世界观”也只是“关于世界和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反杜林论》）这表明，所谓原教旨的共产主义是完全否定哲学的，是要以“科学”或“实践”来取代和消灭哲学的。

那麽，为什么后来又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呢？原来，恩格斯去世后，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为批判第二国际领导人（包括恩格斯）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的倾向，或批判伯恩施坦的“经济决定论”，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开始关注哲学问题，并试图从哲学的主体性、辩证法方面总结德国、匈牙利等国革命失败的教训。1923年，德共理论家科尔施（1886—1961）发表长文《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刻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问题，并声称“马克思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哲学”，是“一种革命的哲学”。（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译本，重庆出版社，1989）

也是在1923年，匈牙利理论家卢卡奇(1885—1971)出版《历史和阶级意识》，书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问题，并提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只是方法”，是“历史辩证法”或“总体性方法”。科尔施、卢卡奇还提出“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口号，并强调要研究黑格尔。这样，“马克思主义是哲学”或包含哲学的观点就流行起来，结果一方面引发了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另一方面也促进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伪哲学形式。


这种伪哲学形式主要就是由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一些共产邪教首领或所谓理论家鼓噪、编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共产专制国家流行泛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形式。但这种“哲学”并不具有哲学的形上本质或理性思维特征，完全是一种伪哲学，共产主义炮制这种伪哲学也是为了对抗和消灭真正的哲学，这是它反哲学本质的另一种表现。

恩格斯宣称“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列宁更宣称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没有哲学，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哲学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只是马克思主义加以歪曲和盗用的对象而不是它的来源。

共产主义的真正来源，和哲学的神性起源相反，是反神、排神的撒旦教和光照帮，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古巴比伦和古罗马时期的秘密社团太阳教。太阳教崇拜撒旦、“黑太阳”（也就是土星），妄图建立一个无神论社会和一个极权的奴役人民从事集体劳动、集体生活的世界政府，这种完全无视个体生命价值和权力的极权统治的臆想就是最初的“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作为撒旦教在人间的代言人，鼓吹消灭哲学，消灭宗教、家庭、国家，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也都是为了建立这种“世界政府”的极权统治，最终达到用撒旦教奴役人类、毁灭人类的目的。

共产主义没有哲学，也根本谈不上以哲学作“理论基础”，它的“理论基础”就是魔性，它的“实践标准”就是暴力。一二百年以来，共产主义的魔性暴力给人类带来无数灾难。近二十年来，中共更以魔性暴力残酷迫害法轮功，而法轮功修炼者和平理性反迫害、讲真相，法轮功已为人类展现了铲除共产主义邪灵而重建人类文明的希望！

也只有铲除共产主义邪灵，哲学的理性之光才会在人间重新显现